百里大桥上的旧时光

站在岁月的河畔回望，那座百里大桥，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承载着我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桥水悠悠，往事绵长，每当忆起，往昔的画面便如潮水般涌来，带着湿润的水汽与浓烈的情感，将我紧紧包围。

1969年的夏天，百里大桥竣工，然而桥拱下的支架尚未拆除。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天空仿佛被捅破了一个窟窿，雨水如注，倾盆而下。河水在暴雨的肆虐下，迅速猛涨，犹如一条挣脱束缚的巨龙，咆哮着、翻滚着，展现出令人胆寒的力量。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腾向前，撞击着河岸，激起层层巨浪。

洪水冲垮了支撑石拱桥的支架，几十根盆口粗、长约10米的圆木，顺着汹涌的洪水顺流而下。它们在湍急的水流中相互碰撞、翻滚，发出巨大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命运的无常。

那天，我的父亲陪着身患重病的母亲，来到距离大桥下游两三公里的耿家黄泥塝的河边。父亲为母亲撑着雨伞，两人穿着雨靴，缓缓走在河边。望着眼前汹涌的河水，漂浮的圆木，我心中满是恐惧，那翻滚的浊流仿佛要将一切吞噬。但有父母在身边，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又涌上心头，仿佛只要他们在，再大的危险也能安然度过。

那天的母亲，心情格外好。或许是远离了病痛的折磨，或许是被大自然的磅礴气势所感染，她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看着父母并肩而立的身影，我的心中既欣慰又纠结。欣慰于母亲能有这样片刻的欢愉，纠结于她被病痛缠身的脆弱身躯。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静止，让母亲能一直这样开心下去，远离病痛的纠缠。

可命运终究无情。半年后，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我们终究没能留住她。那场河边相伴，成了父母与我最后的郊外回忆。时至今日，只要想起百里大桥下的洪水，想起雨中相依的身影，无尽思念与感伤，便久久萦绕心头。

母亲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可她的模样总在我眼前清晰如昨。不是岁月磨出的老态，永远是三十多岁的样子：身材不高，皮肤白净，嘴角总挂着浅浅的笑，秀气得像幅淡淡的水墨丹青。那双眼睛沉静温和，藏着传统女子的温婉，更藏着不为人知的坚韧刚强。

家里的日子，是母亲一个人扛起来的。母亲生了四个孩子，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可惜哥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病夭折，他去世之后，母亲才生下了我。父亲在县城工作，回来像做客，我们姊妹三个的吃喝拉撒，还有那片自留地，全靠她一双巧手一双脚。记得邻居说过，她去医院做完一个手术，连歇都没歇，转身就往田里去———田埂上的草要除，灶台上的饭要做，她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那时小，听不懂太深的道理，只从大人们的叹息里，读懂了她弯腰劳作时，脊梁骨里藏着的那股精气神。

离家三百多米外，隔着三十多米宽、百余米长的稻场与一汪清亮的水塘，靠马路边那块自留地是最先醒的。春播油菜，夏种辣椒，秋埋山芋，冬育白菜，四季轮替从不停歇，每一株幼苗都沾着母亲的体温。我总跟着她挑水，木桶在扁担上晃出细碎的水声，她弯腰浇菜时，水珠顺着菜叶滚进土里，我便蹲在田埂边拔草，指尖蹭满泥土的腥气———这画面像老照片，一帧帧总在眼前晃。

夏日家门前的稻场最是热闹，一半是母亲的忙碌，一半是我的欢腾。她常趁着日头好，在水塘边捶打衣裳，皂角泡顺着水流漂得老远;我则和村里的小朋友在稻场上追跑，滚得满身泥灰。母亲隔着水声瞥见我，总会扬声喊：“过来!把衣服脱掉，我顺带洗了!”也来不及回家拿换洗衣物，我便光着屁股，继续和伙伴们在晒得温热的稻场上打闹，她坐在水塘边，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笑着骂我“野小子”，那笑声混着水声，至今还在耳边响。

门前的稻场到了秋收，又是另一番模样。金黄的稻谷铺得满场都是，母亲握着连枷打谷子，谷粒溅在晒席上噼啪响，风里全是新米的香。而家族房后的小山坡上，还有几块小的自留地，专种当季的时蔬。每逢换季，母亲准会扛着锄头去翻地，锄头切入土块的闷响、她额角的汗珠，还有泥土翻涌的气息，至今想起来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时的母亲像上了弦的钟，从不停歇。刚收拾完家里的碗筷，转身就扛起农具往自留地赶，家务与农活在她手里转得稳稳当当，唯有她鬓角的碎发，总被汗水浸得贴在脸上。

她教姐姐的“紧开口，慢眨眼”，我记了大半辈子。那不是简单的沉默，是她给女孩子立的规矩：话要掂量着说，眼波不能轻佻，像老辈人手里的线，轻轻牵着，怕性子野了跑歪了路。她自己便是这般模样，说话轻声，眼神沉静，遇到邻里间的磕碰，从不大声争执，总是抿嘴一笑，那笑容像春日的雨，轻轻巧巧就把矛盾浇化了。她也不爱出门，县城离得不远，可她总说来回耽误功夫，地里的菜要浇，我们的衣裳要缝，她把自己圈在灶台与田地之间，圈成我们最安稳的港湾。

可这份温婉里，藏着不认输的刚劲。生产队里的工分，男人们拿得总比女人多，明明割稻子、摘棉花这些活，女人们的手更巧、腰更韧。母亲被几个婶子推到前头，去找队长理论。她没高声嚷嚷，只是一桩桩摆事实：“男人能扛重活，可薅草、捡麦穗这些细活，我们不比他们慢。工种分清楚，工分就该论本事，不该论男女。”最后竟真争来了公道，有些细活的工分，女人反倒比男人高些。那时看着她从队部回来，额角带着汗，嘴角还是那抹浅浅的笑，才懂“规矩”之外，她骨头里藏着股敢较真的勇气。

母亲的胃病拖了许久，疼起来就吐黄水，脸白得像纸。可她照常下地，说“动一动，疼就轻些”。然而，她终究还是没能熬过那场病。临终那天，她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却一个个点我们的名字。

她拉过父亲的手，眼睛望着姐姐的方向，声音轻得像羽毛：“多疼疼她。”那声音里，有没让姐姐上学的愧疚，有对老实女儿未来的牵挂，有无数没说出口的歉疚。我们都懂，她是怕姐姐将来扛不住生活的难。

五十多年了，自留地的土换了一茬又一茬，灶台的烟火熄了又燃起，可母亲的样子总在那儿———教姐姐规矩时的认真，为妇女争工分时的坚定，面对病痛时的平静，临终前牵挂我们的温柔，还有那抹总挂在嘴角的笑。她守着传统的本分，也藏着现代的刚劲，像地里的庄稼，扎根泥土，却总能朝着太阳生长。那些解不开的谜，或许只是她留在世间的一点点念想，轻轻提醒我们，她从未真正走远。她没说过多少爱，却把一生的分量，都压在了我们姊妹仨的生命里。

如今，百里大桥依然矗立在那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而我的童年，我的母亲，却永远留在了那段旧时光里。那汹涌的河水，是大自然的怒吼，也是命运的警钟;那河边的身影，是爱的守护，也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温暖。

(王依群，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离退休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