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陆军主编的《人文松江创作文库》首卷《松江历史名人五部曲》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由肖留、陆军创作的《陆机》《陶宗仪》《徐阶》《董其昌》《侯绍裘》等五部话剧作品，除《陆机》将于今年下半年搬上舞台以外，其他四部作品均已正式公演，并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现将《松江历史名人五部曲》序言全文推出，以飨读者。
我的家乡松江，旧称“华亭”，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作为名符其实的“上海之根”，提到这块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除了九峰三泖、“衣被天下”，一定是一连串震烁古今的名字：陆机、陆云、张翰、杨维桢、陶宗仪、徐阶、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夏完淳、张照、侯绍裘……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而且其中大多数人，人们或许早在小说、散文、影视剧以及其他的文字载体中领略过其风采了。不过，搬上戏剧舞台，以话剧的形式展现他们举手投足的神采风姿，一颦一笑的伊人当年，恐怕还是第一次。
因为命运老人的安排，我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与戏剧创作沾上了一点边，后来又有幸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接受正规的学院派戏剧教育，毕业至今，一直与戏剧为业。在从事戏剧辅导、戏剧教学与戏剧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坚持业余戏剧创作，并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材，先后创作了《定心丸》《瓜园曲》《竹园曲》《女儿大了，桃花开了》（一名《桃园曲》）《母亲》《夏天的记忆》等几十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从政的朋友建议我，能否写写松江的历史名人。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我自知读书甚少，历史知识浅薄，显然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位懂历史、懂戏剧的朋友来合作。我选择了肖留教授。肖留原先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我近二十年前组织的一次戏剧征稿活动中相识，当时就深为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把握文字节奏的能力所折服，遂推荐她拜著名戏曲学者宋光祖教授为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肖留就读期间，光祖教授为了让他的弟子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上都有所建树，嘱咐我与肖留一起切磋戏剧创作的要义，这样说来，肖留也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了。肖留虽是“半路出家”，但她极有慧根，很快就克服了从“外行”到“内行”的种种障碍，努力尝试着摆脱固有的文学思维，并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创作姿态。在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实践中，她的戏剧思维日益完善，但也时时会有“逾矩”之处，好在这种逾矩最终收伏在戏剧叙事的大框架之下，化作文本内的历史哲思，以及在形式上对戏剧创作定势的突破，久而久之，成为了其创作上的一大特色。
说到历史哲思与形式创新，这正是我作为一个编剧学的老师、一个剧坛的老兵对学院派戏剧的探索初心。当然，形式创新与历史哲思必须互为表里，没有形式创新，历史哲思难以焕发新意；没有后者，形式创新则有新无根，显得轻浮且哗众取宠。而本书所选的剧本，事实上就是践习这一创作原则的些许收获，在此不妨一一道出创作过程中的若干思索。或许对愿意阅读这些剧本的朋友能提供一些参考。
《陆机》力图书写才华之士在封建专制下的历史困境，陆机陆机，何者为“机”？人生有限而机遇难得，倘若生非其时，是隐逸终老呢，还是迎着不可知的命运毅然前行？倘若与命运的碰撞最终一事无成、声名俱毁，这种徒劳无功的选择究竟值得还是不值得，又或者是别无选择呢……我们多么希望伟大的诗人能停下他的脚步啊！然而，当他真正停下时，我们又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又会感到失望！为了表达这一哲思，剧作文本中增加了能够预知未来一黑一白两只仙鹤，它们像观众一样殷殷切嘱，希望所喜爱的诗人能化险为夷、抽身而退、珍重人生，而陆机们却“执迷不悟”地迎着人生走上前去，因为，一个有志家国的知识分子，谁也不甘心仅仅是“独善其身”！更何况命运安排的前程看上去如此诱人呢？！
比陆机晚了一千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他甘心隐逸，以教书授徒为人生的目标。可是，一心要网罗天下人材，为政酷虐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坚持要他应召作官。陶宗仪时年已近七十，人生来日无多，而且他的老友刘基、宋濂，夫人的表哥王蒙，皆因这样或那样“过错”，或被贬、或抄家、或下狱而死，在这种情况下，陶宗仪该应召还是该逃遁，看起来是不难做出选择的事。然而，陶宗仪不光是个隐士，他也是个师者，负有“传道”“解惑”的人生使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哲学，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历练，毕竟是空洞、虚无的，所以，这位仁者没有逃遁，而是选择了应召，勇敢地到社会上去实现自己的道德哲学。这部作品我们没有追求太多的形式创新，更多遵循了时空集中的三幕剧形式，以体现封闭式结构给人物带来的情境压迫。
徐阶这一人物生活在大明由盛转衰之时。他的前半生斗严嵩、拯朝政，大半时间活得谨小慎微，鸿图稍一大展，即告老还乡，可谓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了。难得的是，他在百难之中培养了张居正这样的改革派，替倾颓大明增加了一缕希望。然而，告老还乡之后，徐阶的声名却被儿子的贪横不法毁于一旦，重蹈了政敌严嵩的覆辙。这种结局颇令人的反思，也愈发唤起人们为对法治世界的渴望——如果海瑞们能早一些依法把徐阶之子绳之以法，又何必等到抄家流放呢？在剧作形式上，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叙述”的结构，将历史上有过交集的人物同置一台，“鬼魂”的出场超脱了历史真人的桎梏，叙述话语的存在有助于时空的转变、情节的描述，形成一种流转自如、松驰有度、集中与开放一体的艺术空间。
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又比徐阶更晚一些，是以上诸人中最长寿的。在看到了徐阶、张居正等人家破人亡、人亡政息的结局，见识了明末党争、宫廷内斗的腥风血雨之后，这位香光居士寄情于翰墨之间，生活得颇为优游自得、进退从容；可他晚年却闹出“民抄董宦”的丑闻，致使声名扫地——看来，这位香光居士到底未能逃脱命运的扣弄。我们写作董其昌，在刻画他在世事上精益求精之时，并不否认历史对他的两面评价，同时，这种评价的认知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民”是“饥民”和“流民”，这正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士大夫沉浸于个人世界、不问世事间接造成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蝴蝶效应之下，董其昌们放弃了对社会对人民应有的“教化”一职，也就等于将自己人生置于不可控的命运之中。“民抄董宦”是对所有想要抽离世事、独善其身的知识阶层的严重警告，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认知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应该也有些启迪意义。剧作在形式上采取以董其昌的视角观察世象，勾连关系，将其的意识流叠现在舞台上，正是为了回应人们对他的多重认知，给予人物剖析自我、发展认知的机会。
收录本书的最后一个剧本是《侯绍裘》。侯绍裘牺牲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是以上诸人当中生命最短的，按今天的标准，完完全全是个青年，一颗遽然而逝的流星。既然是青年，他的处世便不会像前面所述的人士那般瞻前顾后、三思而行。而且他所生活的1896至1927，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新青年们呼喊着打倒旧有的传统，可旧有的传统影响依旧很深，新的世界只是个遥不可及的诱人幻影。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充斥着他们的耳目，亲人的劝慰，师长的诱导，同伴的激励……究竟何去何从？从旧文化中耳濡目染过来的侯绍裘面临的困惑可想而知。所幸他是一往无前的青年，有兼听则明的虚怀若谷，以及并不“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成为松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对于这部作品，为了更多建立与时代的联系，唤起“为什么读书”的思考与共鸣，采用了叙述层与故事层并行的结构模式，在叙述层中，侯绍裘穿梭在2021与1927年之间，展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腥风血雨，人们在2021对烈士的质询与回应，而在故事层中，讲述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上下求索，走向共产主义的历程，以及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
必须承认，在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内，去写尽历史人物的一生，是极为困难和富有挑战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每个历史人物，给予他们足够的尊敬，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的一生，去理解他们历史选择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移花就木、妄加揣测，更不可因为历史人物的个别缺点，就因噎废食、因人废言。“人非完人，孰能无过”，如果必先对人物做“完美鉴定”然后写作，恐怕历史上可写之人将少之又少，恐怕也没有哪个部门做此类“完美鉴定”。人们喜爱、尊敬历史人物的，正是他们的瑕不掩瑜的优点，给予后代启迪的历史主要功绩，而不是他们身上某些不可取的缺点与过失。如果要求所写人物必须是“完人”，那是一种庸俗且肤浅的文艺观，这种“题材决定论”“人物决定论”极其危险和狭隘，也脱离了艺术批评的范畴，这是必须要严加摒弃的。
从陆机、陶宗仪、徐阶、董其昌等传统知识分子，再到共产党人侯绍裘，人物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或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却是一样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松江这块土地上，人们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怀从来没有消退过，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也一直存在着，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所在！
最后，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作为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的阶段性成果，这本集子里的每一部剧作，都由肖留教授执笔完成，我仅仅是在选题策划、构思讨论、剧本审读与修饰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则不会因为我这个猪队友而拖慢进度，二则有助于保持剧作行文风格的一致。而剧中那些历经磨难、矢志不渝的人物能一一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则要归功于我家乡的父母官，归功于“科创、人文、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松江建设的伟大事业！
陆军（作者为《松江人文大辞典》〈8卷〉主编，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戏剧文学分支主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戏曲学会会长，松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上海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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