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人的眼里，曾经，水井与“家”有关。有水井在,就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在，就有兄弟、姐妹与牙牙学语的幼儿在；只要有人喊爷爷、爸爸、哥哥的地方，就有挑水的身影，就有生存的脊梁；有人叫奶奶、母亲、姐姐的家庭，每一缕炊烟，都是温暖，每个角落都充满阳光。  ——题记

　　

　　一

　　

　　几天前，住在老家的父亲来电话，说井里的水泵坏了，去换，半人高的野草和密密麻麻的杂树把路堵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安慰了父亲几句，立马赶到老家县城，买上水泵和斧头、锯子，直奔老家。

　　

　　车出县城，见惯了小城大市水泥林的眼睛，为之一亮。

　　

　　高远、明澈的蓝天，蓝得只有几缕飘渺的白云；连绵、苍翠的山野，静得恍惚有一两声鸡鸣狗吠；而散落在山野间的一座座红瓦白墙小楼，房上无一丝饮烟、院前没一个人影……

　　

　　随着车的前行，不知不觉也就想起曾经分布在山崖下、沟壑边、大院旁，一口口形状各异的水井和三三两两挑水的情景，那“叮叮咚咚”的泉水声和井旁妇女的说笑、小孩的嬉闹，便隐约在耳旁，嘴里竟沁出一泓久违的清凉……

　　

　　队上有水井三口。堰塘湾是简易的平井，艾家碥是七八米深的吊井，我们家则是石门咀的山泉井。

　　

　　石门咀这井，一个天然的青石坑，僻居于宽宽敞敞的崖洞里。吹风，尘土进不去；下雨，清清澈澈；天旱，不枯不竭。

　　

　　据爷爷讲，他两三岁那阵就听说，它是口老井。当时去卷洞山挑炭、来鲜渡码头买盐、过大竹采茶、到南充贩猪崽的，走累了渴了饿了，宁愿多坚持一会，也要走到石门咀，才在这崖洞下歇气，待山风吹得人凉幽幽的，几捧山泉水“咕嘟咕嘟”一灌，又继续赶路……

　　

　　从家里去石门咀挑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得经三根田埂过一截水渠,然后是一段下岩的陡坡。落点小雨，坡路就打梭，黄泥巴路则一走一溜，多下几天雨，水渠还长了青苔。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挑水的时候最多, 他那一双又宽又大的赤脚，走滑路最稳。

　　

　　爷爷挑水，爱用根金黄色的樘木扁担，穿件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由于爷爷高大魁梧，一挑连桶带水120多斤的担子，在他骨骼突起、宽大有力的肩上，便显得没什么分量。爷爷挑水，步子偏大，不急不缓；扯水，水桶从来不着地，前面一只木桶在水面上左右一荡，一侧一搲，满满一桶清清亮亮的水便连挑带提离开了水面，身子顺势一侧，另一只木桶在水里“咕”地一声，两桶水就随着稳健的步子上路了。

　　

　　那水，不涌不溅，在天光下，扬起美妙的波澜，连桶底木板的颜色、木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爷爷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爷爷快我快，爷爷慢我慢，爷爷遇上熟人说事，我就停下来。特别是雨天，爷爷那双宽宽大大、薄薄瘦瘦的赤脚，远比别人贴得紧，5根细长的脚趾竟像5把爪子，每走一步，脚一接触地面，脚趾就在一溜一滑的泥路上，抓陷出5个深深的趾印。这时，我就踩爷爷的脚印。“踩脚印”特灵，即使偶尔踩得不稳，不时一滑，另一只小脚赶紧一站，也能稳稳刹住。

　　

　　印象最深，还是晴天挑水。我们爱跑在爷爷的前面，常常是沿路小跑一阵，见爷爷被甩得远远的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捉蚂蚱，或爬到树上去抓知了，等到爷爷那穿着长衫的身影近了，我们又一阵猛跑，身影一闪,就钻进了稻田。一会出来，手里竟举着两条小鱼……

　　

　　爷爷挑水，两只桶一前一后，不摇不晃，水不跳不溢。换肩，只轻轻一磨，扁担就到了另一只肩。走到水缸前，肩上的两只桶后低前高，前桶只轻轻一靠缸沿，一倾，满满一桶水如液如玉一泻而下；身子一侧，前面的空桶在后，另一只桶与缸沿一靠，水冲击着水，“轰隆”一声，似乎在提醒挑水的人，一担水还远远不够。

　　

　　如此重复数次，三四担水挑完，爷爷才把长衫下摆一搂，在小板凳上坐下，不快不慢卷上一支叶子烟，往铜烟斗里一栽，“啪”的一声点上，“哧哧哧”地吸起来……

　　

　　当问及爷爷挑水，为啥没摔过跟头时，爷爷说，挑水这活就像写字有转弯抹角，读书要抠字眼。需细心的，你加倍小心；要八十斤力的，你使上一百斤的劲。天下就没有做不好的事……

　　

　　

　　随着爷爷年岁高，父亲干的又是吃百家饭的石匠活,很多时候，家家户户都点上灯了，父亲才能回家。桃水的活，逐渐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早晨，父亲要桃了水出门，母亲会一下夺过扁担，说打石头是重活，安全要紧。常常是父亲出门，母亲也挑着空桶“叽尔嘎尔”出去了。一会，两声“哗啦！哗啦！！”的倒水声传来，一般是母亲挑的第一担水；过一会，又听到“哗——！哗——！！”是第二担；再听到“轰——！轰——隆！！”多半是第三担……

　　

　　邻居听到倒水声，才陆陆续续挑着空桶出门。于是，一个个院子通向水井的路上，便会有三三两两挑着一担担空桶出门，然后，又挑着一担担清清澈澈的井水回家。不到一刻钟，从井台蜿蜒到一个个院子的石板路，就像一条条“水龙”。

　　

　　人家才把水挑回，母亲已喂罢牲口、扫了地坝，把头也梳毕了。只听得，出工哨骤然响起，“驱——驱驱驱驱！”远远地就有人高喊：“全劳动（壮年男人），在廖家塝犁田抓边；半劳动（妇女），在艾家碥挖洋芋；老年人，在观音溪河边垮胡豆角哟……”

　　

　　邻居们还在屋里屋外找农具、慌慌张张关门，母亲已扛着锄头下了地，往往还是前一二名。

　　

　　若是连续几天熬夜抢收抢栽，或白天忙队上的活，晚上还突击自留地，一到煮夜饭才发现缸里是干的，母亲二话不说，会连忙挑回一担水，就给我们煮饭。

　　

　　待一家大小饭一吃，借着热锅热灶，洗脚水也热乎乎的了。母亲又提醒：“洗到后头的，是龌龊水哟！”

　　

　　有时父亲在石厂办大山、打大锤，或抬大号石头上船，回来瘫软在床上不想洗脚，母亲会多烧两把火，舀上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朝父亲喊：“看你那双臭爪爪，水舀起了！”

　　

　　如果是我们不想洗脚，装着没听见，母亲准会警告：“一个儿娃子，手脚伸出来黑得像熊掌，今后哪个女娃儿嫁给你？”

　　

　　在农村，人离不开水，鸡鸭牛羊猪猫狗要水，田间地头的庄稼渴了饿了要喝水。特别是秋夏两季，年年都会连续干旱十多天，甚至一两个月，一眼望去树萎草干，村里村外水塘龟裂、十井八枯，别说煮饭淘菜，连牲畜的饮水也得到大河或水库里去挑。

　　

　　从我们家去河里挑水，虽只有一里多路,但挑一担水要上五六百米的陡峭山路，就是壮劳力连续三四趟，也登得脚软。可是，一家大小六七人、外加两三头猪要吃要喝，少了水能行？去挑，在那个听哨声出工、天不黑不收工、靠工分分粮的年月，谁有那么多时间？很多时候，特别是干旱的夏天，从渠江边到岸上院子的山路上，常常天不亮就看到提着马灯挑着空桶下河、黑灯瞎火了还打着火把挑着水回家的身影。

　　

　　于是，一口口近在咫尺的水井，不知从啥时开始，村里就有了等水的现象。一到夏天秋天，在农村沟坎边院子旁的井台边，几十担水桶逶逶迤迤排成长龙的壮观景象随处可见……

　　

　　村里有一家人，外号叫“武欺头”（欺头，四川指占小便宜）。年年等水都要插几回队,或趁人不注意多舀一担，常常是今天和张家吵，隔几日又跟李家骂。记得有年，“武欺头”未过门的儿媳家突然来了四五人，他家正想烧火做饭，才发现缸里没水。想到河边去挑，来去得半小时；在院子里借水，谁都不肯给。

　　

　　母亲知道后，立即把我们家刚舀上的一担水，让他挑了回去。第二年夏旱，那人的母亲去世，他一下提来三四担桶霸着舀，曾经与他吵过架的几家死活不依，还是母亲出面相劝，大家才放他一马。

　　

　　从那以后，那家才一改对谁都“狠”的老毛病，开始对我们家“仁慈”点。

　　

　　挑水，母亲也有意外摔坏水桶的时候。

　　

　　六十年代末的一个雨天，父亲在公社修语录牌，爷爷去河边抬石头上载了，生了幺弟刚满月的母亲，身体虚弱。母亲在队上栽苕回来，正要煮饭，见缸里水到底了，强撑着身子去挑水。当时，我们家用的仍然是有弯弯横梁、梁上系着一组棕绳、仅空桶就有20多斤的木水桶。要强的母亲，以为她平时经常挑水，最多咬咬牙就回来了。哪知，戴上斗笠、光着脚丫的母亲，在风雨飘摇中，拖着身子挑罢第二担，在挑第三担时，脚下的硬头滑泥巴一溜，一跟头下去把水桶给摔漏了。两只水桶在她一路小跑中，小孩撒尿般边撒边喷。到了家里，一个桶只剩了少半，一个桶几乎漏完。

　　

　　一贯脾气暴躁的父亲回来，见母亲手臂摔破了，立马拧开酒瓶倒了点白酒先给伤口消毒，再从箱子里取出表哥从部队寄来的云南白药撒在上面，还找出一绺新白布给包扎。

　　

　　从这天起，连续一个多月，父亲利用中午、傍晚，和爷爷抬来一些长短不一的条石，把原来的土梯子砌成石梯，每天还顺便从石厂背回两张卖不出去的异形青石板，镶铺在去水井的路上。当石板路铺延到一家与父母有旧冤的田埂上时，那家死活不许，说是铺上的石板万一滑到他田里划伤了牛脚，要我们家负责。

　　

　　谁都心知肚明，原因是一旦我们铺上石板，等于阻绝了他家“一年削一点人家地边田埂”的蚕食行为，但母亲还是没准父亲铺，她说，锅边上的几颗饭吃不饱！与其和这种人争强好胜，不如把精力放在挣家业、育子女上；仓里有粮食，子女有本事，人家自然就会高看你几分……

　　

　　哪知不久，母亲脖颈出现隐痛、触摸到有疙瘩状，去医院一查，已到淋巴结核中晚期。几兄妹接她到重庆、达州治疗，待药一开，她总是说，家里喂着猪牛还有鸡鸭，父亲一人忙不过来，执意要回去。回到家，父亲不让挑水，她说挑水煮饭是一套活路，依然天天挑水。后来，父亲看不下去，强行阻止她摸扁担，才勉强作罢，但遇上缸里水不多，母亲仍会悄悄地去挑上一担两担。

　　

　　到第二年，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痛得母亲天天晚上起来走，她也没喊过一声“痛”。见母亲脸形变了，父亲也憔悴了，一下变得沉默寡言。

　　

　　渐渐地，生产队便出现变化。过去几十年在这口井挑水的是十三家、吃水的有七八十人；后来只有七八家、二三十人；再往后，3口井只有两三家、十余人在家；到母亲去世，只剩我们一家、父亲一人了……

　　

　　

　　作为农村家庭的长子，父亲在我眼里，支撑和丰盈他形象的，还是与“挑水”有关。

　　

　　记得是我十二岁那年，母亲见外边大雪纷飞，让父亲去挑几担水，下午要推些豆腐，给过年熏些豆腐干，以备正月待客下酒。哪知，父亲一去两三个小时不回。母亲把豆子择净淘洗几遍，一解腰上的花围裙，出去一小会就把父亲逮了回来。

　　

　　一家人见父亲回来了都不吭声，爷爷指指父亲挑回的水问，你这水在哪里挑的？父亲咕噜了一句，石门咀。爷爷眼睛一抡，我以为是外国买的呢！见父亲没了言语，爷爷又说，干干净净的一眼泉水，好好的一口井，你是想把源头搅浑、把水井弄废，有点空，清清净净休息一下、陪陪孩子不好？十赌九上瘾！一家之主没个正像，小心前头作揖后头勾腰，好好几棵苗子都让你毁了哦……

　　

　　从那以后，就恍惚觉得，我和兄弟妹妹们就是父亲肩上的两只水桶，任何一只摔烂了，一家人都会坍塌。从此，父亲也像变了个人。出门做手艺，再不摸扑克麻将；在队上出工，即便是歇气，别人喊“整两把”，他也是婉言拒绝，只和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摆摆龙门阵清耍一会；遇上下雨天，就编背篼箢箕或收拾农具，把一水缸挑得满满的；要是大年初一，父亲会天不亮第一个去挑水，见水缸差一两担满了，才让我们去接着挑。说是新年头个日子，挑第一担二担水是金水银水，是财运；挑第三担四担是墨水，子女读得书；我们接着挑，才会越读成绩越好，代代出秀才；正月初二这天，给外公外婆、舅父舅母家拜年，父亲一支烟一抽，就得帮外公外婆桃几担水，俗称“贵婿添财”；拜了年，回到家，换上旧衣服，一拿扁担，挑上水桶，说开了春，活路出来了，要做秧田撒谷子呢！一会，就挑上明晃晃一缸水，两三天不挑也够用……

　　

　　父亲桃水，与别人不同。也许是父亲个头比爷爷稍小的原因，他总是挺胸抬头，似乎没注意过脚下，可脚步特快，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则前后甩得活泛好看，两只水桶也欢快地跟着闪悠悠的扁担上下起伏、一颠一颠前行，桶里的水便扬起好看的波澜，却没一滴水溅到桶外。几担水桃完，若家里要推苕粉、淘干咸菜或有客人来，母亲则会提醒：“蒋吉树啊，明天用水有点大哟！”

　　

　　父亲二话不说，会多桃三四担，装八担水的石缸，几乎盛得满满当当，有时地上还搁着满满一桃……

　　

　　要是酷暑天干、十天半月不下雨，地里的庄稼萎靡不振，母亲睡下会突然想起似的，轻声提醒父亲：“下午我打米回来，看到沙咀上那红苕叶子都黄了；估计麻地弯那几窝南瓜，也快点得燃火了吧！”

　　

　　第二天，父亲准会提前半个时辰起床，不声不响从井里桃些水倒进粪凼，然后兑出淡淡的粪水去给庄稼解渴，一忙就是三四天；即便是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睛的晌午，再从地边过，都能看到那泥巴有些湿润，苕尖、南瓜藤都比邻家的头抬得高，还多了几分绿意；挖苕时，人家的苕手指般细小，我们的又粗又大又多摆一地……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那肩永远压不垮，一双腿脚，似乎天生就迈得飞快不知疲倦……

　　

　　恍惚有水井在，就有父亲、母亲在，就有兄弟、姐妹与牙牙学语的幼儿在；只要有人喊爸爸、哥哥的地方，就有挑水的身影，就有生存的脊梁；有人叫母亲、姐姐的家庭，就有炊烟，每个角落都是阳光，每件家什都有温暖。

　　

　　在我眼里，水井总是与农民的命运有关。水井边的笑声多，热闹，农村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挑水的人络绎不绝，繁忙，农村的青壮年、大娃细崽便多，日子就有盼头……

　　

　　“嘀嘀！”一声喇叭响，才发现车停在了老家的青石地坝上。父亲见我提着新崭崭的水泵下来，竟兴奋得像个小孩，一边过来帮我提装有电线、插头之类的袋子，一边说，见我要回来，早上顺着公路，专门去堰塘湾挑了两个半担水回来煮饭。饭，是我最喜欢的红苕干饭；菜，是我早就念叨了无数回的炒青菜；咸菜，是我一端碗就要的胡豆瓣臜生姜。

　　

　　这才发现，父亲一下苍老了。两只眼睛，浑浑浊浊；眼角，爬满鱼尾纹；原本的发须只有零星几根白丝，竟也“发须皆白”。

　　

　　父亲见我想安慰他，连忙提着袋子前头走了，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啥没啥，只是感冒几天。

　　

　　我知道，只要问到委屈、遭遇一类的事，父亲都会立马转移话题，再多的心事，都会藏在肚子里。不便再问，我就去解燃眉之急——换泵。

　　

　　从家里找来套旧衣服套上，沿着通往水井的路才走30余米，齐人高的茅草和密密麻麻的野刺槐就挡住了去路，连猫狗都不敢钻进野刺丛中。

　　

　　我侧着身迂回前行，遇上挤不过身的地方，砍掉新长上来的刺槐；一时半会砍不掉的，绕着走。约十多分钟来到水井边，井台上已是绿油油的一层苔藓，满满的一井清水，清得连过去等水时下去舀水的石梯和人影，也一清二楚……

　　

　　把旧泵提上来，换上新水泵，让父亲那边上闸，一会，父亲便激动地大喊：“对了对了，水来了！”

　　

　　

　　水缸刚抽满，几个七十多岁来铲草修路的邻居也到了。

　　

　　一见他们个个佝偻着腰背、一双双手十分粗糙干瘦和皱得像老苦瓜皮的一张张脸颊，还有那眸子里曾经熟悉的亲和，我想给点钱让他们回去，不雇他们了。想了想，又无法让他们回得有尊严，只好一人给一包烟，请他们先喝一会茶。

　　

　　几个老人默默地抽着烟。透过烟雾，面对一张张沟沟壑壑的皱脸，一股莫名的情绪蔓延开来。由他们的苍老、弱不禁风及父亲的衰老，一下意识到乡村更甚的衰败。

　　

　　此时，正值“秋后十天满田黄”，原本巴蜀农村，几千年不变的耕种景象竟悄然遁尽。沟里坝上和梯田，无边无际的稻黄，已变成茂盛的野草和虬劲的杂树；山上山下，层层叠叠曾栽种着数十万亩绿油油的苕地，没一道梁没一面坡没被荒弃，只有大路边偶尔种了巴掌大一小块的红苕或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在告诉世人，这里还住着一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那是他们想像过去一样每年豌豆、胡豆、小麦、稻谷出来了可以尝尝新，在怀念曾经的岁月；村里村外，以前一个个堰塘水库滴水不漏、一条条水渠不残不缺，眼下只要从国道一拐进村道，两边烂堰断渠缺埂随处可见；过去一座座房上静静地袅绕着饮烟和檐下挂满玉米棒子、红辣椒的情景，也成昨日记忆；不时从沟底下或山寨上传来一声鸡鸣、几声狗叫便引来的此起彼伏，此时已听不到一点声音，很难见一个人影……

　　

　　不知不觉，来到一座三间土墙茅草房前，这是我儿时的偶像“三高”家。当年，他文化高，是村里的老三届；理想高，立志要当干部；但成份高，属富农。便落下“三高”这一雅号。

　　

　　由于父母对我们从小灌输“读书是农村娃儿的唯一出路”，比我大整整十岁的“三高”，自然成了我的“大朋友”。后来，因家庭成份，“三高”回家务农，再经东奔西窜，终于进了大队企业，干着有工分还有些补助金的活；再后来，从会计、主任到入党当村书记。

　　

　　“三高”一直都羡慕城市生活。时逢新农村建设，县里在棕滩镇河边修了一群小别墅，他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倾囊拿出10多万元积蓄，买了一套。哪知，上面不给办房产证，气得他差点吐血。更糟糕的是，包产田地在十里外的老家，每天耕种，早上租摩托去晚上再回，仅车费就要26元，收几颗粮食还不够车费；害得老伴天不亮就起来煮饭、他在田里坡上喝口开水都不方便不说，中午还得吃带去的冷饭，几年下来，人都吃起了胃病；最要命的是吃喝拉撒在一方，田地在另一方，要把上好的人牲粪便送到地里，再将苕腾、南瓜叶、胡豆叶一类的猪草运回去喂猪，豆腐都成了肉价钱。田地使用两年纯化肥，硬得像铁板一块，别说粮食有剩余，即便养活老两口都成困难。回老家住吧，舍不得镇上舒适的环境；继续留在镇上吧，田地得荒废，吃的从哪里来……

　　

　　从表面看，“三高”老家的房子不垮不漏、地坝仍然干干净净，却再也见不到过去房前屋后鸡鸭成群的气息，猪圈牛栏空空荡荡，粪坑茅厕干起灰。

　　

　　几次回老家，家家景况相同，走遍全村上下，一片死寂……

　　

　　和几位老人喝了一小会茶，我拿上铁锯就一起干起活来。他们在后面铲杂草、砍乱枝，我在前面锯挡着道的刺槐，一路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个缺口、每一步石梯，即便闭上眼，是拐弯还是直走，高低宽窄，我都熟悉得像自己的指头一样。

　　

　　不知不觉，铲到当年不让铺石板的那家青瓦石头墙院子前。只见他家一个转角连着的三间正房，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已蚀烂霉朽，落满了尘沙和雀鸟粪便；靠卧室的一扇窗半开半关着，窗口织满了蜘蛛网，估计多半是主人忘了关，或插销朽烂所致；房后的山梁上，埋着和我母亲结怨数十载、闹架打架无数次的女主人，坟旁的新坟埋着她的长子；房前栽着的李子树、桃子树、橙子树，泛着幽幽的绿，一个个硕大、黄灿灿的橙子已无人采摘，掉了一地……

　　

　　再往前，是条宽大的岔路，当年邻近两个队谁家有红白喜事井水不够，或新媳妇进门，要用山泉煮饭下面需到石门咀挑水，这里是必经之路。邻里碰头，都要打个招呼；表哥表嫂、弟弟堂嫂相遇，总少不了几句荤话；放学的歌声、儿童的嬉笑与耕田犁地的吆喝，经常在附近混响……

　　

　　记得几兄妹都成了家那阵，农村还没有多大变化。父亲、母亲互相陪伴，双双清早一起下地、晚上一同归家、赶场天两个穿得书书气气、兜里揣着我们给的零花，日子过得从未有过的温馨，村里人见人羡。

　　

　　母亲去世后，妹妹接父亲去一起住，父亲说农村清静；弟弟给他把别墅买起，他说城里的洋房晃眼睛；我说请个人照料，父亲摇摇头说，别出馊主意。

　　

　　父亲放不下母亲，放不下这个家，放不下荒芜的乡村。

　　

　　怎奈，岁月沧桑。一个以一双瘦肩桃水、两只磨起老茧的手支撑着一家七八口人体体面面生活的铮铮汉子，到如今，面对野草封死了路，却被折磨得没了人形；几条宽宽大大的路，和沟坝的田野、满山的坡地，野草竟如瘟疫疯长。

　　

　　生产队没有了，村庄没有了；昔日的三千多人，只有三五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守望着天空。

　　

　　冥冥中，这几个耄耄老人仿佛是当年患病的母亲在等待生命的终结，又像树与根在等着“叶落”……

　　

　　我想到了邻村，有人病死在床上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还有一家儿女忙于事务，突然想起老人，一个电话打回没人接，到老家才发现老人倒在青菜地里，躯体已腐烂数月；还想到每次回老家都会遇到几起出殡，或远或近传来高吭嘹亮的哀乐……

　　

　　忽地，心头竟闪过一幕预兆：

　　

　　有一天，父亲像这水泵停止了“转动”；村里村外，通往一口口水井的路，也会被荒草杂树封死的；那时，一口口老井，便是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一处处源源不断养育了几十代几百代人的清流，都会剩下一个失去主人的水泵陪伴它，告诉N年后的拓荒者，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曾有过昌盛的农耕和温馨的炊烟……

　　

2018年8月26日于达州敬字斋

　　

蒋兴强/文

　　(首发《连云港文学》杂志,被《达州晚报》等多家报刊全文转载)

　　

　　

　　全劳动：又称全劳力。指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农村集体生产时，挑、抬、耕田耙地一类重体力活，一般是壮年男人干，计工10分；而稍轻松一点的活，则由妇女、老弱一类人干，计工8分、7分、6分不等，称“半劳动”，也代指妇女。

　　欺头：四川指占小便宜。

　　

　　

责任编辑：杨博         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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