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从甲骨文出现的那一天起，书法艺术即石破天惊，它既是思想交流、文化传承的载体，又是文字实用书写的升华。我们从书法艺术中体会到了汉字之美、语言之韵、精神之髓、文化之魅力。正如宋代文豪苏轼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于豪放之外”这便是书法艺术之真谛

　　

　　

　　书法来自于汉字，又随着汉字的演变而发展。从殷商开始到秦汉王朝，近二千多年的汉字演变，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个阶段，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隶、楷、行、草字体逐步形成。书法艺术也从萌芽的甲骨文、质朴的大篆体，进入了结构更加规范的隶楷阶段。到了唐代，书法艺术已非常成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书法作为艺术的装饰门面，论述书法的技法、技巧理论也不断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汉字已经从图画或象形状态发展到了象形加抽象符号演化阶段，书法中的“尚像”之风也开始向“尚意”发展。文字中的鱼、鸟、犬、猪之类形态，到了隶书阶段，象形渐淡，线条符号成了汉字主要特质，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标志着汉字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说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成熟期，进入一个自觉意识时期，这时的艺术个性开始凸显。书法在传输汉字过程中不再像前人亦步亦趋，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在作品中不断涌现。如，对字形结构、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不时或多或少地掺进了个人想法、情绪，这些书者的想法与情绪的积聚，也就渐渐行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风气。即所谓的“尚像”“尚意”“尚法”“尚韵”。但我要说的是，这些不同时代的书法艺术特征，对汉字的演变所产生的作用同样也都有正面与反面、积极与消极二个方面。

　　

　　

　　正面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展开聊，因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对推动汉字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积极的，在很多时间书法的实用性促使汉字正常演化，如王羲之、颜真卿在书写中创造了多个简化字，后来都被采用到了“正体”中。据有关资料统计，我们现在常用的五百多个简化字体中其中有四百多个是从历史传承下来的。据说现在收藏界书画的收藏价值中，书法价值要高于画，就是因为很多书法作品留有古代简体字、异体字的原因。

　　

　　与这些正面的积极的影响相比，历史上书法艺术中的过度强调个性和自由化给汉字发展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现在讲书法字体，一般讲七种，其实在春秋战国以后，络络续续出现了几百种杂体。当时的秦国在七国中是文化比较弱的一国，但也出现了八种字体。这些字体把一个汉字形态写成几十种，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后来一个“寿”写成八十一种，“福”又写成一百二十八种，“禄”也有几十种。这些书家人人发挥想象力写出来的字，让一般读者摸不着头脑。这种一字多型的写法，在文化现象中是负面的，甚至也影响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所以秦始皇统一七国后，痛下决心来了个“书同文”，后来的七国文字统一用秦国的小篆。由此，对统一国家、巩固政权发挥了重大的战略实施效果，这在以后的千年封建统治中对国家完整性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决定作用。

　　

　　秦始皇对统一文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抑制了文化中的过度自由现象，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利用国家力量控制汉字演变的尝试。但由于汉字中的表意功能总是会激发书者的个人意识发挥，在这个其后的漫长地自然演变过程中，人们还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断希望追求艺术个性化。有的人想从“奇”、“异”、“怪”中求美，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大量异体字。这些异体字与正体字表意相同，只是形态不同，于是一些书家即把这些异体字当成了“炫才”的武器。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很多书家开始肆意造字。如把“王”下面加“八”为“天”；“水”下加“人”为“溺”；“口”中加“八方”为“国”。一些大名家也成了造字的积极参与者，如《欧阳询三十六法》中，欧阳询把“新”左侧下部的“木”多加了一横，“避”的“辛”二横变成了三横；王羲之把“府”写成“俛”；赵孟頫把“溯”写成了手与月组合，等等。在这些文化倾向下，到了清代更是发展到了顶峰，一方面清王朝大造文字狱，一方面清王室成员又都加入了“造字运动”中。清王室道光三子恭亲王奕䜣有副对联（见图）译为“芳野人耕春雨后，小楼初绽晚晴初”，完全一幅天书，只有写者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对这些现象，书者中还是有清醒者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批评书写异体字的人“以今人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而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之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理，浅也。”顾炎武认为，最肤浅的人才干这事。明末傅山也是个很有艺术个性的人，写怪字、异体字的积极实践者，到了晚年他认识到“老来方知不识丁”，说自己老了才知道年轻时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

　　

　　

　　如果说古人喜欢写怪字写异体字，是因为这些古人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及学识修养，确实是为了追求艺术个性，追求文化性。那么到了现代，特别是当下我们一些书家既不懂汉字学，又缺乏文学功底，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种“肤浅”书家。那么，他们追求书法艺术个性，到哪儿去寻找“灵感”、吸取“能量”？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置汉字学不顾，践踏字理，肆意发挥。什么“九球天後（后）”“杨凝氏（式）”；什么”鸾凤“成”變凤“；还有里、裏、裡不分；锺鐘混用。如果说这些行为是无知或错用，那么，喷墨画符让人只知其“画”不知其义；还有用什么鼻孔、头发甚至性器官书写，这些丑陋之人则是戏谑和糟蹋汉字。还有的人觉得张芝、张旭、怀素的草得还不够？，非得“画成”一堆乱稻草似的，（见图）并冠之以“艺术创新”，这些人还拒批评于千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到底是崇尚书法艺术还是江湖叫卖？是书写汉字还是丢丑卖乖？

　　

　　其实艺术个性包含二个方面，一个是创作个性，另一个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这二个方面不是可以强求的，也不是靠捷径可以达到的。它是需要我们在汉字学、文学及书法技能丰富的积累中水到渠成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知写字不讲字理，那怎么能写好字呢？打个比方，我们书者常常写行书“有”“右”起笔总有一个左向回收起笔动作，为什么？因为甲骨文“有、右”上部均为一只手形？由于演变给书写留下一个“印记”；楷书“隹”的点总有左起右行下压的动作，因为这是短尾鸟“头部”的遗迹；甲骨文中“相”是指用眼观看树木，因此这“眼睛”放左、放右、放上都符合字理，故而有了“相”的多种写法。但在楷书中有人把“明”写成“目”与“月”则是个异构字，不符字理；又如书法的“法（灋）”，古字为“水”为“廌”的组合，廌为独角兽，但到了隶书时写成了“鹿”，则是个讹传。又如，我们写“喘”、“端”这类有“耑”的字，都喜欢把现代字上的“山”写成歪曲的，其实这是甲骨文时的脚趾形，金文变了形，但习惯都写成歪曲形，这样这种写法就保留下来了。又如，古字中“月”变成“肉”，“前”中的“舟”变成“月”，“青”字中“丹”变成“月”，“王”为区别“玉”，下面一横提起，这些都是汉字演变中的现象。如果我们一无所知，只是对着碑帖照葫芦画瓢，一旦进入创作时，则把汉字糊涂乱弄起来，以至只好靠怪异幼拙老残的形态吸引眼球欺骗受众。

　　

　　一个有志于书法艺术并想在书法艺术上有所建树的人，一定要对汉字其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有深刻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中国通史都有很好认识，并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在这个基础上又能刻苦地掌握各种书体的书写基本功并持之以恒。那么，你再去考虑能不能成'家”。我们千万不要靠几个写手去吹捧；千万不能去开什么“中国十大隶书之一”、“京城甲骨第一”、“天下草书第一”之类的玩笑。中国有句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很有哲理的。（高金平  上海师范大学非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国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