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今天，我们如何做好一个稿子？在最近一期的谷雨沙龙上，谷雨实验室资深作者袁琳提出了自己的标准：第一，必须是一个好故事；第二，有丰富细节；第三，有延展性；第四，有多元化视角。台下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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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做好一个稿子？
在最近一期的谷雨沙龙上，谷雨实验室资深作者袁琳提出了自己的标准：第一，必须是一个好故事；第二，有丰富细节；第三，有延展性；第四，有多元化视角。
台下有人点头。
《智族GQ》资深报道编辑康路凯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好故事，并非想像中那么重要。他看到美国同行的一些特稿，“你说是评论也好，个人化的表达也好，散文也好，同时融入到一块儿，有点四不像，如果说是一个好的故事，有点太薄了，但它带给读者的综合冲击和体验，完全不亚于一个精彩的故事”。
面对这个问题，《人物》杂志记者张月、故事硬核编辑王天挺、故事硬核作者葛佳男各有心得。
张月觉得，要筛选信息，为特定人群推出他们想看的内容。王天挺强调，今天的特稿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而是理解世界的一套方法论。葛佳男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特稿不是写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个变动不居的世界。
“社会的结构，生活的方式、交往的方式，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写作的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谷雨高级编辑金赫说，他更重视新型的选题。他认为，整个书写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模仿的历史，对文本的感受在不同的时间被不同的表达方式激活，所以要找到那种最新的表达方式。
2019年3月，谷雨奖获奖作品《陶崇园：被遮蔽与被损害的》中，葛佳男写了一个学生自杀的故事。主人公不在了，做外围采访时，葛佳男把每一个采访对象视为独立的主人公，努力去理解这个人，而非仅仅将对方作为功能性角色，在理解采访对象的同时，去理解他们跟主人公的关系，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在整个事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这样的维度下，葛佳男发现了解释“事情如何发生的”不一样的东西。
葛佳男分享了她采访中的一个深切体会：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不过大部分人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好的特稿，意味着从中更能理解他人，理解世界。
康路凯也写过一个自杀的年轻人的故事，关于青年导演胡波生前面临的内外困境。这个让他兴奋的选题的操作，一度陷入困境——穷尽所有努力之后，他被两个最重要的采访对象拒绝。
搜狐《极昼》主编王晶晶问，在采访过程中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这个人”，康路凯坦承，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见到最了解胡波的人，不过，他找到了最打动自己的东西：胡波留下的手机里有一篇文章的截图，文中讲的是当年刚到北平的沈从文尚未成名，贫寒交加，郁达夫去看他，拿出五个银元请他吃饭，临走时把剩下的三个多银元留给他。“胡波是不是也期待一个年轻人刚刚起步的时候，能够得到前辈的帮助？这种向往很美好，我也想表达，想通这一点之后，才能把文章写下来。”
在《胡波：一个自杀者的传说》结尾处，康路凯写下了郁达夫对沈从文的临别赠言：“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王晶晶感慨，有时候做稿子会陷入一种绝境——想尽力挖掘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却忽略了情感角度或者“事情如何发生的”信息增量。
采访作家麦家之前，张月为了挖掘信息增量，看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她决定从麦家的父亲这个点入手。麦家曾在之前的受访时说过，他的父亲像个暴君，不过张月发现，出现在麦家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要复杂得多。
当张月和麦家聊起他的父亲，他两眼发红，走出去抽烟，15分钟后才回来。回忆父亲，他有些抗拒。张月并没有放弃，她知道，“一般来讲，采访对象抗拒提到的一些东西，一定是他的困境和矛盾所在”。
稿子写完后，张月给麦家打电话确认细节，提到其他报道的普遍说法：麦家通过写作与自己的痛苦和解。麦家对她说，人生有些东西，他可以直面，但永远不能和解。张月在原来的写作思路基础上加了一小节，写成《麦家：战争旷日持久》，关于一个人没办法与自己的痛苦和解的故事。
故事的元素足够多，是袁琳看重的一点。她写《卷入女儿耽美举报案的武大教授》，故事里包含了多重势力的对立，以及对于善与恶的理解。在编辑部讨论这个选题时，他们很快判断这是一个最新类型的选题。他们不是像同行操作的那样，关于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讨论，而是在更大层面上，二次元世界和三次元世界产生对话，只是表达在一种高度紧张的冲突中。
点赞最多的一条读者留言说：“事情发展到现在，或许真的无关乎‘耽美’这类话题的刻板印象标签，而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以人为基础去尊重彼此。”
为什么人家可以写得那么自由？看完何伟一篇自如切换叙述人称的新稿，王天挺不由感叹。
王天挺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编辑部开会，记者说自己的采访细节，说得活灵活现，而稿子写出来，他说的那些动人的东西往往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王天挺意识到，这跟“向古典结构致敬”的写法有关系——虚张声势的框架，往里面塞一个很好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各种大词。采访过程中，记者对人或事的感知、判断每分每秒都在更新，而写作时需要得出一个干枯的结论，并没有写出发现这个结论的过程。因此，读者怀疑，作者痛苦。
好特稿一定要有完善的古典结构吗？王天挺认为，这类观念是更新、发展的。一个有活力的特稿作者，要从其他领域吸收养分，比如从电影《教父1》开头的场景中学写开篇，从小说中学习运用自由间接引语，从真人秀节目中学习对人物的呈现。
“我”视角的运用，作者的在场感，在近年来的国内特稿写作中出现得越来越多。王天挺肯定了这样的方向：“记者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件事感兴趣，是很重要的东西，要把它展现给读者。原来的做法是我替你看，把这个人、这件事还原出来，你相信我的判断；现在是我带你看，我带你去了解这个人、这件事，展现我跟人交往的过程。这在媒体权利上是合适的，不容易过滤的。”
康路凯的《谎言与孤独：一个HIV感染者的维权之路》，基本是用作者视角串联起来的。因为故事并不是特别曲折，题材涉及个人隐私，拿到的料也不是特别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康路凯没法下笔，后来他找到了灵感。他发现，自己和主人公的互动，在此过程中对方展现出来的言行特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信息。
作为编辑，金赫思考得更多的是，怎么把一个好故事推给读者。他认为，恢复人对事物的感受能力一直是写字的人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点。而编辑的工作就是抓住两头，一头是故事，一头是读者，把两者努力拉到一起，“这可以说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他认为一篇稿子是否好看，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自由运用多重视角，使文本和文本进行对话，视角和视角进行对话，从而激活读者的感受。这就包括对最新的写作技巧的使用，“比如‘我’的使用，实际是代入我的经验和我的世界，从而使我和其他世界产生对话，读者的感受就会被立体的激活。”
如何应对10万+的爆款压力？金赫不讳言，他重视流量，重视10万+。选题能够触达多少人，是他们讨论稿子的重点之一。依他的经验，那些视角多元且立体、激活读者感知能力的好选题，只要技巧合格，操作成熟，流量不会差。当然，有时也会判断失误。“有的选题拿出来，看一眼就知道它是好选题，不需要讨论；如果我们去证明选题的价值，那就是它藏得太深了，需要我们努力挖出来。”
10万+离不开一个好标题。在金赫眼中，标题就是词语组合，编辑应从文章里提炼出几个关键词，相对而言这些词没被用滥、能够抵达读者。词和词之间要有关联，要有对话，产生张力。在此基础上，如果标题能给出一个依靠事实支撑的态度或判断，比如《大厂程序员的老实人生结束了》和《中产从此难续租》，就有可能激活舆论场。
10万+对写作者的影响，张月下意识排斥，仍无法完全摆脱。写麦家的稿子，虽然她费心费力，却没有拿到10万+。而她写沙特记者之死的稿子，没有采访，依靠外媒资料，阅读量过了30万。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之余，她在做选题时也会考虑，这个题，会有很多人看？不过，她想明白了，还是要坚持去做一些有价值的选题。
这种价值，体现于《麦家：战争旷日持久》的一条读者留言：“‘作家’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
这种价值，让写作者获得成就感。
“写作者在这个时代，成就感挺奢侈的，我珍惜这种成就感。”袁琳说，写特稿的人还是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一点，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上帝，读者自然会围过来，要多想想，自己觉得读者应该感兴趣的，是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
葛佳男的成就感来自于三点：选题有没有真问题；自己有没有在做这个题的过程中获得理解的乐趣；写稿过程中有没有新的认知或进步。“只要有其中一点的体验，我就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很有意义也很酷的工作。”
面对面采访，是特稿写作的成就感和优势感之所在。王天挺就此阐释，自媒体时代，最大的风险就是虚假，没必要为了一时的10万＋去迎合一些东西。非虚构写作平台坚持个两三年，流量一定能够上来。抓住核心生产能力和核心价值，“未来还挺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