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人是关键因素。“谁去农村？”“谁来种地？”“乡村到底缺什么人？
当年轻人涌向城市发展，本地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流入，传统的熟人社会式微；当家庭农场、田园综合体、农业企业代替来原来的粗放式劳作，农民却感到越来越跟不上时代。
乡村振兴，人是关键因素。“谁去农村？”“谁来种地？”“乡村到底缺什么人？”在昨天（23日）举行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提案专题座谈会上，政协委员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共同为上海乡村振兴的人才问题“诊脉”。
“新乡贤”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以乡绅为代表的传统乡村精英在乡村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传统。张文明等委员在一件提案中提出，今天的上海郊区，精英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涌现了来自于城市的“新乡村精英”及“团体型组织精英”。
张文明等委员调查发现，郊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圈及消费圈等依然狭小单一，虽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流动性等出现式微趋势，但传统的邻里互帮互助等民风依然存在，以家族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
“乡村社会快速经历了从社队体制到乡村体制的集体化管理，再到自治化管理等纷繁复杂的变迁，加上多年来国家主导的乡村发展策略持续推进，使得国家力量在乡村的存在感日益加强，这客观上抑制了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提案认为，众所周知，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乡村精英化解问题的能力要远大于“组织”的能力。“我们曾经对一个乡村赤脚医生进行了追踪调研，发现她的带头作用远远大于该村的正式组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城市精英群体涌入乡村。
张文明等调研了5个乡村，发现不少在乡村创业的城市人群。“企业家、外企高管、社会名流等选择到乡村创业，经营生态农庄、农家乐、度假酒店、民宿等项目，客观上成了乡村社会的‘新村民’。”姜雪峰委员说，他们很多是带有某种“乡愁”式的参与，愿意为乡村建设出力。然而，调研发现，这些人在乡村社会中往往是独立的存在，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形成有效沟通和共存共生的关系。“他们与居民之间的地理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
现代乡村社会，各种多元的组织逐渐加入进来。调研发现，这些现代社会组织大部分只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把乡村当作工作基地。陈振楼等委员认为，这些组织可以在区域的发展中发挥高于个人的重要作用。比如，企业或组织的文化建设等应该向本土居民开放，进而带动本土居民接受或者学习新的生活策略。但目前的现实是：一旦由于企业及组织因为用工问题、环境问题、土地权益问题等与本土居民发生纠纷，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需要政府出面解决。“这种强制性的处理方式，使得乡村社会的传统协商与沟通机制被逐渐破坏。”
委员们认为，要激励这些乡村精英参与村落公共事务，使他们能在乡村社会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解决乡村经营型人才不足的问题，重塑和谐内生的乡风，实现乡村振兴。尤其要培训“新乡贤”的本土认同感，建立企业、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共生关系的有效机制，将以前的“雇主-租客”的关系转变成为“当家人与新主人”的共生关系，增强乡村治理的能力。
对此，市农业农村委也表示，奉贤区已开始推动乡贤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形成“乡贤＋”村级治理模式。“我们将总结奉贤区的经验做法，在今后的工作中推广。”
“新农人”
“农业不仅是面朝黄土的种地，更包括仰望蓝天的创新创业。”顾慧华、许刚委员在提案中提出，农村创业兴业很难像软件、集成电路那些高精尖的技术被万众瞩目，万千呵护。
“在我身边，有很多有想法的人，他们对乡村建设感兴趣，愿意去思考去探索。但怎么样能让这些有想法的人聚拢起来呐？打造一个现代农业的双创空间也许是一种途径。”顾慧华、许刚提到“新农人”的培养。“现在创新创业的孵化器政策难以落地乡村，乡村迫切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训，更难以寻找。”
“新农人”包含了创新创业人才、高技能人才，也包括职业农民。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将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农业科技人才、富有工匠精神的农业技能人才和引领服务群众的农村实干人才。
吴焕淦等委员则认为，要重点培养、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在乡村的一线农民，多年龄大，文化低，虽有一些耕作技术，也难创建农业商业品牌。”他们认为，除了要制订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专业人员与农户共建，创建新型农场，扶植诚信可靠农业品牌，还需要提高农业、农村吸引力，让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务农，加快培育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进而进一步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上海正实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计划，到2020年全市培养2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上海还实施了农业高技能人才培育计划，到2020年形成“1个主基地＋9个分基地”的布局，培养资助农民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技能带头人100名。今年拟在农机、农村能源、农产品检测、水稻、瓜果、果树和食用菌等行业培养30名左右农民首席技师和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对于人才培训，市农业农村委表示，将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依托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职业院校、现代网络和远程教育系统，建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布局科学、规模适度、开放有序的教育培训体系。同时，研究制定金融服务乡村相关政策，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基地）和农村创新创业人员孵化基地，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培训、实训、实习平台。
“兴乡事业者”
“乡村振兴最根本的实施对象和受益主体是农民。”显然，乡村振兴所需人才不止于此。农工党市委给了所有参与乡村振兴的有志之士一个全新的称呼——兴乡事业者。
在各部门参与乡村振兴的计划中，在乡村“撒”下了各类人才。规划资源部门提出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卫健委提出拓展新乡医职业发展空间、保障在岗老乡医收入待遇，人社局提到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教育部门则提出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虽然参与乡村振兴的人员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有着相同的工作环境和事业半径，但身份认同上缺乏定位明确的统一概念，也缺乏业内业外的互动交流，造成所有参与乡村振兴大业的各行人员荣誉感不足、自豪感不强。”农工党市委在提案中指出。
为了给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农工党市委提出，要明确“兴乡事业者”的身份定位，更有针对性地制定鼓励扶持政策。
“在上海9个涉农区进一步划定范围，将在此范围内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在内所有参与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创业人员、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都统一确定为‘兴乡事业者’。”农工党市委更进一步建议，基于相对统一规范的称谓和定义，更高效地归整相关政策，挖掘、培养、集聚人才，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输送兴乡事业者和乡村新动力。同时，为“兴乡事业者”创造更多的纵向及横向交流平台，增强相关人员的良性互动及行业魅力，增强乡村振兴事业的整体荣誉感和美誉度。
兴乡事业者的统称，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同。他们表示，将推进“兴乡事业者”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研究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