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心中的文艺梦

时间:2019-2-26 10:25  | 作者: 邓立峰 周涛  | 来自: 中国艺术报

  原标题:每一次改变 都是为了心中的文艺梦——专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演出官周涛

  
  周涛在2019“百花迎春”大联欢现场与中国曲协主席姜昆交流
  
  近些年来逐渐淡出荧屏的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周涛,因新近执导“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9春节大联欢”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从主持人转变为导演,只是周涛职业道路上的众多转变之一。她因主持《综艺大观》而为大众熟知,却在《综艺大观》热播时选择离开,自己策划新的节目,而最受瞩目的转变是她在2016年时离开央视,加入北京演艺集团。如今在北京演艺集团担任首席演出官的周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起工作和身份的转变,她说,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心中的文艺梦。
  
  执导“百花迎春”,让晚会回归艺术本体
  
  记者:今年的“百花迎春”大联欢是由您和王荣起导演共同执导的,这台晚会在视频网站及各大卫视播出后,评价很高。您曾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过“百花迎春”,今年为什么会接手“百花迎春”导演这项工作?
  
  周涛:王荣起导演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之前数次参与过“百花迎春”的制作,做过策划人,也做过总撰稿人。而我是多次担任“百花迎春”的主持人,我们对“百花迎春”这个品牌都不陌生。今年中国文联邀请我们做“百花迎春”的总导演,应该也是看中了我们过往参加“百花迎春”的经历。这是一份信任,对我个人来说亦是一种挑战,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接到邀请后就愉快地答应下来了。
  
  记者:作为中国文联主办的大联欢活动,相比其他的晚会,您觉得“百花迎春”有什么样独特的定位?您是怎样呈现这种定位的?
  
  周涛:在我看来,今年的“百花迎春”从主题立意而言,应是展现新时期艺术家的风采和创作成就的平台,它也应该体现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追求,同时积极倡导艺术家跟人民在一起,鼓励艺术家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就艺术定位来说,可以总结为三个词:大气、简约和热烈。所谓的“大气”,因为“百花迎春”是中国文联主办的,应该体现国家气派。在整个的节目构成上,我们坚决摒弃了小噱头的营造,力图让整个晚会呈现出庄重、典雅的气质。而说到“简约”,这是我一贯的审美追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至简。同时,“百花迎春”是一台经费比较紧张的晚会,我们可支配的经费可能只有一线卫视同类晚会的二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条件去追求更加炫目的舞台效果和视觉包装。但经费紧张让我们放弃了对外在包装的追求的同时,也对艺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努力让晚会回归艺术本体,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大众真正的审美需求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加充分地释放节目的艺术张力。我们用心设计每一个节目,每一个细节,力争用纯粹的艺术本体去打动观众。另外一个定位是“热烈”,“百花迎春”是春节期间播出的晚会,所以我更强调晚会的“联欢态”,我们着力去营造一种温馨、愉悦的大联欢氛围。我理解的“联欢态”不仅仅是打破台上台下的界限,更高层级的联欢概念是台上台下有双向的互动及审美心理与情感的共鸣。通过具体节目的设计,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达到了我预期的设想。
  
  记者:郭兰英老师在观众席中清唱《我的祖国》,现场的观众也跟着唱了起来,这一段节目效果非常好,这就是您所说的共鸣的力量吧。
  
  周涛:是的,晚会播出后,很多朋友告诉我,看郭兰英老师的演唱,眼睛不自觉地湿润了。90岁的老艺术家再次唱响《我的祖国》,唤起了很多人年少时的记忆,也激发了人们对祖国强烈的情感。另外就是冯巩和几位主持人表演的《美丽新时代》,当初设计这个节目时,我想的是用即兴互动的方式来包装一个相声节目,这个节目在观众席中表演,效果也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更能反映大联欢定位的节目是《炫舞春天》,这个节目集合了各个不同的舞种,由当今最优秀的年轻舞蹈演员表演,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展现了不同舞种的舞蹈技巧和自己的绝活。这种节目都是典型的联欢类型。
  
  我喜欢导演这项工作,它给了我表达的自由
  
  记者:您连续主持了16年的央视春晚,今年又导演了“百花迎春”,执导晚会和主持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周涛:作为导演最开始拿到的只是一个主题,然后我需要通过对主题的理解来编织整体节目,掌控各个细节,呈现一整台节目给现场观众,再通过后期的剪辑制作,播放给电视或网络观众。导演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而主持人只是这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记者:您被大众熟知是在1995年开始主持《综艺大观》后,但您在2000年离开了《综艺大观》,之后做了《真情无限》节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开始从台前转到幕后,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走上幕后这条道路?
  
  周涛: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我一直渴望通过更加深入的方式来进行更充分的表达,比起做主持人,转到幕后做制片人或做导演,能让我有更充分的表达。因为制片人或总导演有更多话语权,而主持人毕竟是服从于节目和导演的。我想用自己策划的节目来表达我对生活的态度,《真情无限》就是这样一个节目。
  
  记者:当时《综艺大观》特别火,再重新开始做一个新节目,可能自身的热度就会降低,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周涛:在我心中,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是最强烈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始终要强过那种获得“著名主持人”之类光环的欲望。
  
  记者:2016年您选择离开央视,进入北京演艺集团,这对您的职业生涯来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周涛: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个追求深度表达的问题。2016年时,我产生了一些年龄上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是类似“青春不再”之类的感觉,而是一种基于梦想的紧迫感: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央视不能支撑我去做尝试,如果再等下去,可能就真的没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在我第四个本命年的时候,我下定决心离开央视,去做那些已经在我计划中的事情。我来到了京演集团,在这里做首席演出官,策划演出,这个转变让我拓宽了自己的道路,如果现在还在央视的话,我也就不是“百花迎春”的导演,也没有了其他一系列的艺术尝试。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给我自己松了绑,可以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记者:做演出导演是您的一个梦想吗?
  
  周涛:是的!到了京演集团后,我执导了北京演艺集团出品的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这个音乐季我已经做了两季,每一季都有四场演出,这是一个大型的户外音乐会,包含交响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的演出。同时,我还做了电视综艺节目的导演,担任了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暨文艺演出的总导演。我喜欢导演这项工作,它给了我表达的自由。
  
  记者:您去年出演了话剧《情书》,有人猜测您会不会转型表演舞台剧。您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吗?
  
  周涛:出演舞台剧是我的梦想之一,高中时我学了一点表演的皮毛,心里种下了成为舞台剧女主角的梦想,出演《情书》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情书》在全国各地演了30场,反响很好,这可以算是我的舞台剧处女作,我也很满意自己的表演。当然,我不会彻底转型去做演员,但如果有合适的角色,我还是愿意再去尝试。
  
  “改变的是title,执着的是心中的方向!”
  
  记者:您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公益事业,从公益主题的《真情无限》,到后来您参加的各类公益活动,是什么原因让您持续地热衷于从事公益活动?
  
  周涛:这还要从我进入央视时说起。在央视做主持人有了一定知名度后,有很多观众给我写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种各样的求助信,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残疾人、身患重病的人都会写信寻求帮助。我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寄钱给他们,或者联系认识的人帮忙解决问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是在我能力之外的,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个电视节目来帮助他们,于是就有了《真情无限》,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档公益慈善类综艺节目。之后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找到我,邀请我为他们做宣传员和形象大使、爱心大使之类的工作,我参加的公益活动也越来越多。到现在我依然在参与公益活动,我担任着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每年会到校园里跟大学生们宣讲怎样能够预防艾滋病,保护自己,也会给艾滋病患者做临终关怀,等等。
  
  刚开始做公益时还有点沾沾自喜——帮助了一个人,他写信给我表达感谢,心里很高兴。后来这种喜悦感慢慢减弱了,我开始觉得这样一个一个去帮助,能做的事太少了,我逐渐把目标放到某个群体上,比如残疾人群体、自闭症儿童群体等。我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会得到这些群体的反馈,这样的互动让我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足。
  
  记者:您曾担任过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委员期间您关注了哪些议题?您怎样看待这段做政协委员的经历?
  
  周涛: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也是让我感到骄傲的经历。在担任政协委员时,我的提案涉及妇女权利、拐卖儿童、校园霸凌、平等就业等各个方面,也有关于公益组织在地缘政治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提案,这个提案当年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的提案。在我看来,担任政协委员,最重要的是在任职期间能不能真正起到参政议政的作用,有没有尽到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上传下达、为老百姓发声的责任。
  
  记者:您很多次跟随“心连心”艺术团去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慰问演出,在这些慰问演出活动中,有没有一些故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周涛:“心连心”的下乡慰问活动我参加了近百场,难忘的事太多了。刚开始时,很多地方没有特定的广场作为演出舞台,我们经常是随便一块空地就演了。我记得有一次在湖南的一个山区,我们演出的舞台临时搭建在泥地上,周围的山上有好多人,离舞台很远的山上都有人在看。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但从舞台上看他们显得特别小,我在想他们看我们时也是很小的,就那么大点的人儿,节目什么的根本看不清楚,但他们还是在那看,满山都是人。可见他们对文艺的需求是多么大。所以,我在大风天演过,在大雪中演过,有一次下大雨,我还在舞台上把手摔骨裂了。
  
  记者:这些慰问演出活动对您后来的艺术道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周涛:一场场演出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与观众进行心理沟通的能力——一台演出,我拿过节目单来一看,基本上就能知道观众喜欢哪个节目。因为在慰问演出中,我是站在台上跟观众交流的,我能感受到观众对节目的反应,这种感受导演都不一定有,因为导演是站在舞台之外的,而主持人则是跟观众面对面,可以跟观众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互动。这对我后来做导演工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能清晰地感知观众的观赏心理,比如在哪个节点上需要什么样的节目来提振气氛,在哪个节点需要牵动大家的情感……这些都是一场一场积累的宝贵经验。现在在京演集团,我们依然会组织这样的惠民演出,我有时也会去做主持。
  
  记者:您前几天在微博上说,“从主持人成为总导演,改变的是title,执着的是心中的方向!”您所说的这个方向是指什么?
  
  周涛:我的方向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title是文艺工作者,我所做的所有努力、职业道路的每一次转变,都没有离开文化艺术工作这个方向。我的很多朋友,从原来的岗位上离职,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去做网站,有的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很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但对于我来说,我选择的方向就是文化艺术这条路,我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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