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动的岁月”专栏之一：勤耕词园六十载——孔鸿声访词作家王森
笔者在亲朋好友中作过一个有趣的微型调查，询问王森是谁？多数人的回答是“不认识”或是摇摇头。但当笔者哼起“戴花要戴大红花……”歌曲时，被询问的人都能接口哼起来。歌词界的同仁们称王森是一位“名不如歌”的词家，看来确实如此。
深秋临冬之时的一个上午，笔者前往上海浦东新区王森的住所，第二次拜访这位“名不如歌”的词家。记得第一次拜访王森还是4年前，是为了《上海歌词》杂志做他的个人专页约稿而登门的，但与他并未有深入的交谈。而这次是为写“专访”而拜访他，笔者与他愉快地畅聊了两个多小时。
久唱不衰的《听话要听党的话》
同王森的畅聊还是从他的成名作《听话要听党的话》开始的。一说起这首歌，王森还是很兴奋的，一下子就打开了回忆的“闸门”：
这首歌词（其实是首新民歌）最初是在1958年下半年写成的，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正在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快马加鞭，而王森所在的上海玻璃厂同样如此。此时已是一位热衷于写诗的王森，被这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场面而感染、激动，一股想为此而创作的欲望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的下班途中，他乘坐在73路公共汽车上，仍思考着创作，想着想着，一首新民歌从脑海中跳了出来：“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做人要做英雄汉。”王森内心十分激动，想把它即刻写下来，可在摇晃的车厢里怎么写啊？他怕时间一长忘了这来自瞬间的“灵感”作品，所以，当车辆行驶到西藏中路福州路靠站时，王森匆匆地临时下车，直向车站对面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奔去，跨进文化宫图书馆，在服务台上，拿起供阅览人查找书籍所用的纸和笔，迫不及待地把这四句话写在了一张小小的纸条上。
回到家里，王森仍然很兴奋，把这首作品又认真地读了几遍，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便定名为《戴花要戴大红花》，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后，寄给了上海的某家报纸。然而，没过几天，这家报纸把这首作品打了“回票”。王森不甘心，又把这首作品投向上海的另一家报纸，结果同样是“退稿”，三番五次地投稿、退稿后，王森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把这首作品放进了抽屉里。
直到1959年底，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中，王森被广大工人那种忘我地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主人翁精神所震撼，对工人阶级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一片真情而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他拿出一年前所写的《戴花要戴大红花》作品，把最后一句“做人要做英雄汉”，改成了“听话要听党的话”。这一改动，不仅使作品在押韵上形成了一致，读起来朗朗上口，更主要的是让作品在主题上得到了高度的升华，使作品的内涵与当时的国内形势和现实中的工人劳动热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他把作品的标题改为《听话要听党的话》。
事有凑巧，作品改好没几天，正逢1960年元旦，上海青年宫举办一场“赛诗会”，王森就带着这首作品参加了“赛诗会”。在“赛诗会”上，王森的这首作品被上海《青年报》记者看中，并在1960年1月5日的《青年报》上首次发表了出来。发表的作品又被当时在上海大华仪表厂工作的工人作曲家陈锡元相中，为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时隔不久，北京举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冼星海逝世15周年”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这首《听话要听党的话》歌曲，被上海有关部门送去参赛。直到北京发来领奖通知，王森才知道这首新民歌被人谱上了曲，参加了全国比赛，并且脱颖而出地获得了一等奖。
《听话要听党的话》获奖后，曾一度风靡全国，犹如当今的流行歌曲。上海多家报纸竞相刊载，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上海唱片厂还灌制成唱片，电台反复播放，并参加了首届“上海之春”的演出，据说年轻人在结婚闹新房时，这首歌都成为新人“表演”节目的首选歌曲。王森回忆道：“有一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收到上海市政府的邀请，出席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原来是有一个非洲访问团来沪演出，曲目中就有《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获奖和流行，给了王森一个新的启迪：原来诗歌不仅能吟、能诵，被谱曲后还能演唱，成为另一种文艺体裁——歌词，这更进一步拓宽了他的创作思路，从此在潜心于写诗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向歌词方面靠拢，这首歌也成为他日后转为专业词作家的起步之作，这是后话。
时至今日，六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久唱不衰，在群众歌咏活动中、在老年人聚会上、在卡拉OK娱乐中，在一些电视剧情节里，都会听到这首歌。特别是这首歌还飞出了境外、飞出了国界，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新加波、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一带十分流行，王森每年都会收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汇来的数千元这首歌的使用费，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从业余作者转身为专业作家
王森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他1932年1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是山东阳谷县。大学攻读的是财经专业，1957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夜校）。读大学之前，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却没扛过枪，一直在华东公安部队机关服役，整整当了4年的文化教员，因执教成绩突出，还立过三等功。1955年5月复员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动机厂任会计，工作没多久，因上海电动机厂要内迁合肥，上海玻璃厂有位职工想去合肥工作，就与王森来了个单位对换，所以他就到了上海玻璃厂工作，任厂校老师，主教财务课程。
从王森1955年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作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也已经度过了60多个春秋。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歌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文学学会会员。60多年来，他创作的诗歌、新民歌、歌词等作品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去计算过，但少说也有上千首吧。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春潮曲》是同繆文心、史玉新共同合集出版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8月公开发行。从1962年起，先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森所创作的童诗读物《玻璃从哪里来的》、《童年》、《猴弟弟》等6册，其中《三件毛线衣》还由外文出版社以英、葡、斯瓦希里文出版。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至1978年，因厂校基本停课，王森先后被外借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乐团等处，从事文艺创作或组织各行各业开展文艺专场演出，如“民兵专场”、“纺织专场”、“码头工人专场”等。在此期间，还参加过由孟波牵头的一个创作组，主要成员有于之、司徒汉、倪瑞霖、朱践耳、茹银鹤、柴本尧等人，这些成员后来都成为上海诗坛或是音乐界、文艺评论界的领军人物。这个创作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创作大合唱《一代新人》，通过下基层采访先进人物、体验生活等，创作了一年多时间，作品在上海音乐厅成功上演。
也就是在外借到上海乐团一段时间后，由于创作作品较多，在1978年被正式调入上海乐团，成为上海词坛屈指可数的几位专业创作人员之一。王森说：“被正式调入上海乐团后，我的创作梦想如愿以偿，我的创作激情如鱼得水，真得是梦里都会笑醒。我太高兴了，创作的劲头也更加高涨了。”
调入上海乐团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就是为“文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战斗片《难忘的战斗》写电影插曲，作曲家徐景新对歌词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歌词的段数不限，但每段歌词只能是6句，歌词短小才能为作曲家留有宽广的音乐创作空间。”按照作曲家徐景新的要求，王森最终创作出了只有两段体、共78个字的《迎着风雨去战斗》的电影插曲，随着电影的播放，这首电影插曲也很快地在大街小巷里传唱开来。这一次的电影插曲创作给了王森很大的启发，使他更加懂得了如何将诗歌和民歌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写歌词。此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先后为电影《见面礼》（黄准曲）、《白莲花》（萧珩曲）、《海之恋》（王云阶曲）、《雪孩子》（金复载曲）、《燕归来》（寄明曲）、《好事多磨》（刘雁西曲）等影片写了近30首电影主题歌或电影插曲。
成为专业作家后，王森深入各地的采风机会多了，南疆北国去了好多地方，创作题材也更加广泛，除了电影主题歌或电影插曲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歌颂祖国美好山河、风土人情和儿童生活歌词，深受作曲家们的欢迎。他创作的《队礼歌》（王玉田曲）也曾获全国比赛一等奖，并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可是不多见的。还有《让我们再当小学生》（孙承骅曲）、《分离》（侯小声曲）、《迷路的小花鸭》（汪玲曲）等，都是十分流行的歌曲。
诗词创作要注重“真、新、短、精”
对时下一些刊物所发表的不少诗词作品，王森感到有点“看不懂”，是自己年老落伍思维僵化了？还是创作形态突飞猛进了？总之他难得其解。王森说：“一位杂志编辑曾与他聊起过，有一些诗词作品，‘朦胧’得连编辑也理解不了到底要诉说的是什么主题。”王森认为：文艺创作的主旨在于宣传和教育，给人以正能量的接受。如果失去了这一点，就与文艺创作的主旨背道而驰了。所以，在王森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坚持在自己的诗词作品创作中，注重“真、新、短、精”四条创作理念：
一是感情要真。没有真实感情，只是无病呻吟，这样的作品是感动不了读者的。以《两地曲》为例：那是他和作曲家陆在易一起到云南采风，去了一个多月，在回沪途中与陆在易分手独自到昆明转车，离家多日的他此时想念起了妻子，心情有点难受。不大写情歌的他，也想写一首情歌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感，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鲁迅先生《两地书》，就提笔写出了《两地曲》一词。回沪后，这首词作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打动了作曲家朱良镇，被谱写成一首艺术歌曲，很快受到听众的喜爱，并被好多大学作为音乐教材作品，更是有众多歌手选为参加各类声乐比赛的参赛曲目，时止今日，《两地曲》还是东南亚地区非常得宠、盛为传唱的歌曲之一。
二是立意要新。要尽量做到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不落俗套，要给读者新鲜感。如《密林森处的歌声》一词，是王森在1979年10月与作曲家刘敦南一起去赣南山区，其主要任务是创作歌颂李四光的作品。他同地质队员们一起跋山涉水、一起风餐露宿，亲身体验到地质勘察队的那种艰苦生活，后又专门采访李四光的女儿，写出了这首立意新颖的歌词，经作曲家刘敦南谱曲后，震撼了多少听众的心灵啊。
三是篇幅要短。在王森创作的歌词作品中，大多数都是两段体，每段歌词最多8行，而每行歌词基本上在10个字以内。王森感到：无论是诗或词，不能写得太冗长，冗长就会使读者或作曲家对作品感到泛味。
四是语言要精。精准的语言才能精确地反映作品内容，体现出作品的主题。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奔向小康生活，文明和谐实现中国梦想，这样的主题，确实很难用简短的歌词来表达。而王森却用简练的新民歌体裁把它反映了出来：“改革走进岁月里，小康走进生活里，和谐走进社区里，党心走进民心里。”这首《党心走进民心里》的新民歌，经作曲家冯世全谱曲后，发表在2011年《歌曲》第7期上，被音乐圈内称为是《听话要听党的话》的姐妹歌。
六十多年的勤耕细作，王森的作品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先后入选《啊，黄浦江》、《红旗歌谣》、《上海民歌选》、《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诗歌卷》、《1949-1979上海儿童文学选•第二卷》、《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建国三十年声乐作品选第四分册祖国颂》等，2012年5月，王森还独自出版了《王森歌词选》。
2012年11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音乐家协会，逢王森80大寿之际，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为他举办了《听话要听党的话——王森歌词作品研讨会》，上海音乐界的众多名家徐景新、黄准、朱良镇、陈锡元、郭强辉、张世明、薜锡祥、陈念祖、胡天麟等均到场祝贺。
王森不仅作品优，人品也优，被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
责任编辑：黎指寒 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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