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元旦前夕，我高兴地得到了由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的陈守云先生新著《洞悉蒋经国》（以下简称《洞悉》），这与陈守云近年所著并已出版的《解密蒋经国》《走近蒋经国》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研究蒋经国三部曲”。我认真阅读了这套书。

　　

　　陈守云的“蒋经国三部曲”在阐述了蒋经国的心路历程和人生事业的构成和风起云涌、铁血相应的历史发展和国际环境密切联系。蒋经国的政治理念和实绩有主要的三项：反贪、亲民、推进民主。蒋经国“反贪”的最初给世人以较深印象的是他奉命于在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打虎”。到台湾后，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亲表弟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部长”以上官员没人敢贪腐。蒋经国入主“行政院”短短几年时间，就以“强人”之势，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确立起主导地位，使自己处于“全面接班”的最佳位置。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蒋方良从不干政，不帮助别人说情收取好处。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 蒋方良虽然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深深思念远离久别的家乡故国，却因为缺少路费而再也没能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真正的亲民虽然与官场反贪反腐有关，但笔者感到，蒋经国亲民风范最重要的一面是体现于急于、敢于和善于抓民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蒋经国先后主政的两个时期，最初的彰显始于赣南，进行浓墨重彩的实战的则是在台湾了。建设新赣南时期作者写得十分细致。蒋经国主持“建设新赣南”的“五有十多”带来新气象；蒋经国和各单位的工作人员讲“专员笑话”中仅凭各人戴帽子的位置不同，就可以判定各自的性格；蒋经国主持夏令营时，举办在水塘里游泳抢鸭子比赛等细节都清新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官民官兵相处融洽的情景和蒋经国青年时独挡一面的亲民作为。作者陈守云早年从事财经学习和财会工作，对民生经营思路清楚，他在书中对蒋经国在赣南主持筑中正陂的地理环境和施工原因与步骤的描写有条不紊，颇有情致，民以食为天，而发展农业生产也正是蒋经国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台湾经济起飞的标志“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十大工程建设”投资总额为64亿美元，面对异见和争议，蒋经国态度坚决地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5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这令人想起蒋经国在苏联乌拉尔机器厂当过工人，并且，蒋经国曾经在1934年2月起在该厂担任《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的主编，从此也可窥见这“三部曲”的连贯与脉络的承续。后来，台湾经济起飞与良性循环及其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台湾的民生水平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当年蒋经国的远见和魄力。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蒋经国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的未来和人民的生活，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蒋经国生前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廉政建设、两岸关系等方面做出贡献，为台湾的发展奠定基础。《洞悉蒋经国》写蒋经国到台湾后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周到，如写胡适之骂，《自由中国》与蒋家父子之争，在蒋介石因病去世后，蒋经国的“子承父业”的不平凡的“接班”经历，《洞悉蒋经国》的第五章“民主转型”、第六章“暗战十五”、第七章“政治遗产”等章写得也是较好的。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台湾地区及与蒋经国的友谊、“星光计划”的实施，新加坡曾经长期是英国殖民地，英美的理念比较深。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 代末期，新加坡成为蒋经国执政时期台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近似的社会背景是双方合作的基础。通过蒋经国与李光耀个人的主观推动，台湾与新加坡保持着长期并且密切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成为当时双方对外交往的重点。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多次访问台湾与大陆，同时与两岸领导人维持友好关系，演了两岸桥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证明就是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李光耀访问大陆后通常会安排到台湾，与蒋经国分享对大陆及国际情势的观察。当1992年两岸两会领导人决定会谈后，对于在哪见面选在第三地，一来回李光耀报奔走两岸的友谊，二来新加坡是第三地又是华人社会，也可凸显出此事是华人的事情。李光耀表示很荣幸能作为“汪辜会谈”的东道主。1993年，李光耀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直言：“我为何那么关注中国？首先，中国必须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分裂，因为这将为亚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东亚国家己做好准备，以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年代，并且在未来20年发展成发达国家。如果中国瓦解，将搅乱这种发展步伐。如果中国和我们一起增长，它将使我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快0.5%至1%。”

　　

　　祖国，在蒋经国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包括故乡浙江宁波、上海、江西、南京和台湾，起初，由于他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关系，后来，更由于蒋经国自己的政绩和影响力，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以及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痕迹。蒋经国的乡情是和他的读书反省，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蒋经国既接受过苏联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回乡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每日深居书房读书。一是读蒋介石亲自指定的《朱子纲目》、《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回过头来接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洗礼，还学习《总理全集》的三民主义书籍。蒋经国的经历和修养是丰富多元、呈开放性的，再加上他本人勤于通过劳心和劳力的学习和思考，从理论到实际的了解、比较、判断、改进，蒋经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当历史将他推到主政台湾地区的历史关键时刻，蒋经国做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和时代的重要的选择，并且显著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与蒋经国有密切的联系，各自的相应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分别给了蒋经国重要的应向，那就是：苏联、新加坡。

　　

　　政治民主。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2年，传主蒋经国的政治谋略的形成以及他后来继蒋介石以后，成为台湾地区主要领导人时的政治主见的由来其实在留苏期间就有说铺垫了。他的思想其实是很复杂的，内在的深层的，对苏联革命胜利后当权者大搞专制集权、摧残人性、大量逮捕、屠杀无辜甚至革命的功臣良将的一面内心是不满的。蒋经国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1936年12月7日蒋经国被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党组织会议通过由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后来，他的入党介绍人、苏联共产党的老党员、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被强加罪名、打成了“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浪潮中。蒋经国由此联想到数年来他亲历过的党内斗争，例如，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共产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蒋经国心中产生疑问：在革命胜利以后，难道共产党对自己的同志、朋友也要这么不信任，排挤、迫害、打击吗?

　　

　　当时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集权，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经济上的破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困窘。蒋经国和一些人奉命去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贯彻执行苏联共产党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定。在农舍和田间，蒋经国听见农民们对农业全盘集体化不满的言行。上级领导对农民强迫征粮，强行拉走私人的马。以至于迫使一些农民把自己的粮食埋藏起来由于自己今后糊口度日。他们了解了在人为高涨的政治热情背后的事实真相，原来，那里的农民度日如年，收成不好，“集体农庄是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中诞生的。” 不仅农业，蒋经国还看到工业上的不切合实际的虚高要求，斯大林要求在一年内工业增长百分之五十，可实际只增长了百分之十。这些事实也促进了蒋经国后来主政台湾时期抓经济、促民生的思考和决定。，由此，笔者联想起诗人冯至的诗句：“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作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国民党内最早向“太子擅权”发难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度曾十分倚重的两员大将：吴国桢、孙立人。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一为普林斯顿学院的高材生，一为弗吉尼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西方化色彩较重。在台湾，国民党政权重建后，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打出这两张“亲美牌”：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主军。但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抓枪杆子，精心安排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政坛出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二级上将。吴国桢、孙立人他们很快便与正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四面出击、放手抓权的蒋经国发生了正面冲突。最后，还是以亲美派失败而告结束。后来，到台湾以后的蒋经国虽然与国民党政坛军界的亲美派是政敌，但是，他的后母宋美龄有着深厚的亲美背景，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年轻时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1908年，11岁的宋美龄与二姐宋庆龄同时赴美国留学， 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但是，美国的政治经济通过在台的亲美派势力在台湾造成的影响对于蒋经国的执政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蒋经国一生中和中外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交集乃至恩怨的描写在这“三部曲”中都有描写。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就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密切的交往。在班上，蒋经国的同桌名字乌兰夫。蒋经国写作一些文章，发表在《红墙》上，有一些材料是张闻天提供的。蒋经国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开始过团的组织生活，这个团小组的组长名叫邓希贤（邓小平）。蒋经国请教邓希贤（邓小平），他和几位也是从法国转来的中国同学为什么总爱戴个条蓝色大围巾？在莫斯科很少看见。邓希贤回答，1920年，他和一些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法国革命经验，上法国的学校，邓希贤当的是清洁工，包括捡马粪，法国捡马粪的工人都围着一条蓝色大围巾。他们也学样戴大围巾，表示自己的身份是“普罗（无产阶级）”’，不是“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全权代表的王明，把蒋经国当作“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员”对待，要留学生们和他“划清界限”，在“江浙同学会”案、对于解决中东铁路冲突的办法等事件中，多次设法打击蒋经国。另一方面，蒋经国也得到苏共领袖斯大林的关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后来，由于中国出现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在多个正面战场上抗日的情况，中苏关系正在改善，在离开苏联前，蒋经国还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并以咖啡与牛排相待。可以说，蒋经国对于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观察。

　　

　　陈守云在“蒋经国研究三部曲”中还细腻生动地描写了蒋经国的亲情和爱情，这对于揭示蒋经国的内心世界和他的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来自父母的亲情对于蒋经国来说，内涵很丰富：先看母子之情，他有生母毛福梅、“上海姆妈”陈洁如、后母宋美龄。慈母毛福梅为赴苏留学的儿子缝制棉背心，这件寄托母爱的棉背心伴随蒋经国在异国的冬天甚至难熬的北极严寒里生活工作，给了他温暖过。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蒋经国得知消息后很着急，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携妻带子回国。毛福梅、蒋经国母子相聚，尽享天伦之乐。蒋介石让刚刚返国的蒋经国隐居溪口，缓和可能和后母宋美龄产生的矛盾冲突，又可使他在孤寂的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抚慰发妻的相思之苦。蒋经国还得到过另一种母爱。当蒋经国在苏联的经济状况发生危机，而他又因与其父亲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而发表过声明“脱离父子关系”，蒋经国只好写信寄给“上海姆妈”陈洁如求援。因见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仍不愿资助儿子。陈洁如当机立断，拿出自己近几年的全部积蓄、私房钱两千元现金，请陈果夫寄给蒋经国。见陈果夫犹豫，陈洁如说：“5年多以前我和蒋介石到溪口去的时候，我看见毛福梅，她非常疼爱经国，再三拜托我照顾他。我当面答应过福梅，真心实意地对她说，请她放心，我一定会在经国需要的时候尽力照顾他。现在正是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食言。”过了几天，蒋经国就收到了陈洁如寄来的钱，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宋美龄与蒋经国都是蒋介石生前最亲近的人，为了让这两个人能和睦相处，蒋介石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对于宋美龄，蒋经国在遵从父命下保持起码的礼貌与尊敬。宋美龄有能力，又喜欢干政，蒋介石晚年，在国民党内遍形成了“太子派”和“夫人派”。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父子之情更为复杂， 1927年，在上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身在苏联的蒋经国作为蒋介石之子，一下成为矛盾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反对叛变革命的其父亲蒋介石。在列数以上史实后，陈守云在书中又写道，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分裂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其实大相径庭。回国以后，蒋经国又顺从蒋介石。为了帮助蒋经国补习中文，研读古书，蒋介石给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在这一段时间里，蒋经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几乎完全断绝”。

　　

　　蒋经国在苏联的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还收获了宝贵的爱情，蒋经国工作热情很高，而且和苏联姑娘法伊娜·瓦赫列娃这位女工热恋、相爱了。1934年夏天蒋经国从莫斯科回到工厂两个月后，由于王明找他的麻烦，他就被苏联内务部监视起来。每天都有两个人跟踪他。除了工厂就是宿舍，他不能见任何人，包括不能同法伊娜·瓦赫列娃幽会。3个月在软禁中过去了，蒋经国“获释”了。这对恋人重新相聚，他们的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作者陈守云在他的书中注意历史细节的真实和细致，并且从这种细节的机缘巧合，体现出时代和人生的况味。例如，为了促成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斯大林让留苏的蒋经国返回中国，蒋介石在家乡浙江溪口办了一所武林中学，他就安排蒋经国任该中学的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实际上是复习已经生疏了的中文。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其实软禁了张学良，他让张学良也到这所学校来，“闭门思过”。这样，蒋经国和张学良居然成了先后“同学”。毛氏设法让回乡来的蒋经国辨认亲母的细节也生动有趣。还有，蒋经国在孤独苦闷中在河边盘桓时遇到苏联文豪高尔基并且得到他的劝告，都写的有情趣和韵味。讲故事，有情节，重细节，从中自然的贯穿和表现民主思想，民本情怀，民生意识，是本书的写作特色。我在阅读这三部曲时而会心有感，时而掩卷沉思。感到很有教益。再说一点愿望，笔者认为，在本书中的依附于题为“老兵讲述赣南时期的蒋经国”的第三章中的“十七、‘建丰同志’”、“十八、《北平无战事》”这两个部分似应脱离出来，归于新列的第四章，或可名之曰“蒋经国主持在上海反贪腐”，运用新增篇幅和笔墨，对蒋经国从“尼古拉同志”到“建丰同志”的相关史料进行发掘、研习并作梳理，以史带论。

　　

　　本文作者：林青，1982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9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台湾文学研究方向。毕业后到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社担任小说编辑10余年，后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工作至今。已原创出版专著《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屠纸酒仙高阳传》（以上两种均印行大陆版和台湾繁体字版）、长篇小说《湿润的上海》，已发表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小说<游园惊梦>和同名话剧的比较分析——兼谈昆曲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柏杨的小说世界》《聂华苓小说的自然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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