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明镇位于浙江四明山麓一片沃野中，三面环山，一条出口通向东北的大海。四明山脉连绵起伏，山路蜿蜒，树木葳蕤、葱茏挺拔，山间有条河在谷底穿行，水路绕山多有弯曲，故名九曲河，河水汇入群山环绕的四明湖。四明湖安详地躺在群山之中，水面清澈，鱼虾成群。距湖一里的地方，有座山岭名叫桃花岭。从初春到秋深，桃花岭上盛开梅花、桃花、梨花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这些花儿在不同的季节里变幻着色彩，腊梅黄、梅花红、桃花粉、梨花白，映山红则红得光艳。花儿与山坡平地中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稻田里的麦浪、地里的青绿蔬菜田及远处青山交相辉映，一片色彩斑斓，风光旖旎。富饶美丽的土地哺育了勤劳的民众，也陶醉了人心。

最近，镇政府根据山明镇山水秀丽的地理环境，决定把山明镇开发成旅游基地。在讨论会上，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孟桦却提出令人意外的思路，她认为像山明这样的地方在浙江省有很多，有的地方早几年就搞起了旅游。我们镇应该搞红色旅游，因为山明镇是当年新四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有新四军的指挥部、抗日军政干校、浙东银行、报社、韬奋书店、印刷厂等遗址，最近又发现了新四军的一些军械后勤供给基地，这都是开发红色旅游的有利条件。镇长兴奋起来，当下拍板搞个与众不同的红色旅游基地。

一天，孟桦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着红色旅游的事情，镇长进来了，他说：“我给你带来一个人，她可与红色旅游大有关系哦。”孟桦这才看到，镇长身后还有两个人，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老妇人。镇长介绍说，这两位是从大连来的。老妇人名叫秦思雅，是新四军老战士。抗日时，她在四明山区生活战斗了三年多，原是海军某疗养院的院长，现在是离休干部。年轻的女子身着军装，是疗养院的助理员。孟桦细看那老妇人，只见她端坐在沙发上，两腿并拢，两手平放腿上。她鼻梁挺直，小嘴，一双眼睛在深深的眼窝中转动，虽然眼角皱纹不少，老年斑点散布在脸上，仍能看出年轻时的漂亮。她身穿一件白底小碎花衬衫，外罩墨绿色的羊毛开衫，显得清爽典雅。

年轻的助理员先开了口，她说，秦院长年轻时曾是四明山区新四军游击纵队的医生，这次来，除思念和寻访故土外，还因为一个梦。一个梦？孟桦好奇，是什么样的梦，促使她不远千里，不顾年老，跋山涉水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孟桦迫不及待想听听这个梦。于是，老妇人轻轻端起茶杯，喝下一口茶，沉思片刻，眼里现出回忆，口齿清晰地开始了她的叙述。

那时我真年轻啊！正在上海沪江医学院念二年级，心里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憧憬。在一次学生聚会上，我认识了常江琦，他身高约1米75，高出我半个头，身板挺直，眼光中有一种温情和爱怜。那天，我独自坐在一条长椅的一端，也许他看到那条长椅还有个空位，便径直走了过来。他向我稍稍一歉身，礼貌地说道：“你好，我可以坐这儿吗？。”我很随意地向他点了点头。他在与我相距20厘米的地方坐下，转过脸向我微笑，并注视少许。瞬间，我发现他眼里不只有温情，还有一种穿透的力量。我像被灼烧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炽热起来，我慌忙低下头。后来同学告诉我，他叫常江琦，是沪江大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

我接到了他的约会，鬼使神差般地与他一起吃饭、喝咖啡、逛街，还经常在黄浦江边散步。一次，他大胆地拉住了我的手，我不知所措，少女的羞涩本能地让我想抽回手，可是，我越是往回抽，他越握得紧。当我用有些愠色的眼光回敬他时，我看到了他那温情关怀的眼神，我便不再拒绝。他的手厚实，一股热流传递到我身上，暖暖的，充满情意。我像喝了蜜糖，生出一丝甜蜜的醉意。或许是他打动了我的心，我回眸对他一笑，转眼向江面望去，海鸥在江上翱翔，江水拍打着堤坝，发出哗哗声响，轮船驶出岸边，“呜呜、呜呜”的汽笛声回响两岸。我心里荡漾出幸福。

一年后就是1937年了，那年冬季来得特别早，我预感到了寒冷，出门去店里订做一件棉旗袍。就在我刚踏进店门时，一声尖嘘长音在身后由远而近袭来，没等我回头看，一发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顿时我感到一股冲击力像一个巴掌，把我狠狠推向柜台。门框剧烈晃动，玻璃被震碎，“哗”地撒落一地。一年轻店员愣了，被40多岁的老板快速推了一把：“鬼子又轰炸了，快把门关上。”那店员像是梦醒般冲到门前关上店门。这时，我听到还有炸弹在不远处爆炸。

晚上，我找到常江琦，心有余悸向他叙述了白天的见闻。我说：“鬼子太可怕了！”他说：“鬼子并不可怕，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抗日，那才是可怕的。”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向我叙述了他们一家。

江琦的父亲早年留学欧洲，1930年回到祖国东北他的家乡大连。父亲期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祖国，为此他接受了一所大学的聘请，教授工程课程。1931年“九一八”的炮弹炸毁了他的期望，学校停了课。国民党东北军放弃抵抗，撤至关内，整个东北成了日本鬼子的口中肉。关东军大开杀戒，大肆掠夺，一车一车的财物被运到日本。百姓们纷纷向关内逃离。父亲最不愿看到的是，在逃离的百姓中夹混着大队大队的东北军也向关内撤退。父亲不愿离开家乡，然而后来发生的事，让他不得不含泪离开。

江琦告诉我，一个大雪天，因为缺少木材，一家人龟缩在家中，靠着小火盆中微弱的火光取暖。这时，一队鬼子冲进家里，领头的像个中队长，声称要见父亲，随后父亲便被这群鬼子不由纷说带走了。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晕了，待醒过神，冲出屋外跑到街上时，押着父亲的汽车已经开出百米远。母亲六神无主，四处托人想办法。几天后，父亲回来了。

父亲说，在鬼子的宪兵司令部，他被带到一个大佐面前。不想，那个大佐竟然是他欧洲留学时的同学。他对父亲很客气，先是谈谈家常，询问些生活状况，后又与父亲聊起在欧洲学习时的往事，以解除父亲的戒备。之后，才说出目的。原来日本人看中了父亲的才能，想叫父亲为他们设计建造铁路和桥梁。父亲当即婉言拒绝。日本人恼怒了，把父亲关了几天，突然又将父亲放回了家。父亲虽回到家中，可我们并未逃出虎口。第二天，家门口就出现了荷枪实弹的鬼子，街口还有戴着鸭舌帽的侦探来回游荡。

父亲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即使这样做能够得到木材、食物、钱款。他说，“我是中国人，要做，也要为中国人做！绝不为鬼子效力，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父亲说这话时眼里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后来，我们在东北抗联的帮助下，得以逃出大连，辗转来到上海。一年后，父亲被昆明一所大学聘去教书，我因考上了沪江大学，才留下继续完成学业。

江琦叫着我的名字继续说，日本鬼子自从占领了我们东北三省之后，亡我中华之心一直未死，现在又在华北借口日军士兵失踪，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进攻华北；8月又进攻上海。我们中华儿女应该团结起来，保卫中华，抵抗侵略者。他的手变成了一个拳头，在我眼前紧紧地握着、举着。他目光中露出坚定：“思雅，现在中国军队正在闸北与日本鬼子血战，我们要去募集水和食物，送给前线的将士们，你敢和我们一起去吗？”我一时语塞。那颗炮弹的爆炸似乎又在身边响起，惊魂又起。“算了，你还是好好读你的书吧，我走了，再见。”说完，他转身迈开步子。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把拉住他说：“我和你一起去。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我想，见识见识战斗的场面也好。我已20多岁了，该成熟了，江琦能去，我也能去。再说，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打鬼子，但是支援军队打鬼子还是能做的。有江琦在身边，我就有底气。

我们说到做到。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密集的枪声响在空间，浓烈的硝烟味不断向我的口鼻中侵入。江琦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食物和急救药品，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弓着腰，半走半跑地向阵地进发。越靠近阵地，枪炮声越清晰，一颗炮弹就在我们不远处爆炸，掀起一股气浪，泥土、瓦片及碎砖块被炸到空中，撒落一地。我心里一阵一阵抽紧，紧紧抓住江琦的手，踏着满地碎石块，瞄着腰，快步向前。身旁不断有人穿梭，向前的多是送炮弹，送水，送食物，下来的多是抬着担架，运送伤员去医院的。

我们来到一处搭着雨布的简易急救处，一个中年人看到江琦就说：“来啦，她是谁？”说完迅速地扫了我一眼，那眼光就像X射线，直透到我的心里。

“一个愿意抢救伤员的中国人。”江琦这样回答。

“好哇，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中年人一拍江琦肩膀，爽朗地说：“来吧”，便返身钻进小棚。江琦向我介绍，这是他大学里教他物理课的陈老师。说完，拉着我也钻进小棚。小棚倚在墙边一角，用几块土黄色的大帆布搭在四周几根木头支架上，简易逼仄，里面没有照明灯，只有阳光透过帆布接缝处照射进来。我看到两个伤员躺在地上，一个腿部受了伤，还有一个是腹部受伤，鲜血染红了大半个下身。医务人员正在给他们包扎，做伤口急救处理。这时又有伤员被抬了进来，大家赶紧把包扎好的伤员用担架抬出去，送到医院救治。那两个医务人员抬起臂膀擦了一下已经淌到脖颈的汗水，腰都来不及舒展，立刻弯身为刚抬进来的伤员处理伤口。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紧张的动作。就听那个中年人对江琦说，现在就缺少医护人员。江琦望着我说，你是学医的，能帮我们给伤员包扎一下吗？我那时已经读到医学本科四年级了，包扎伤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点点头，走到伤员身边，拿起急救药和纱布，脑子里想着学过的知识，就动手干了起来。当我把碘酒涂到伤员受伤的大腿上时，碘酒杀菌所带来的刺痛使伤员大叫一声，伤腿剧烈抖动，脸上痛苦不堪。我从未遇过这种情形，一时无措，怔怔地看着伤员，停止了手上的动作。那伤员看到我的犹豫，忍住叫声对我说：“没事，你包扎吧。”他咬紧牙关，拧着眉头，依靠墙边支撑着，用颤动的双手用力按住受伤的大腿。他对我点头示意，我看到了他眼中的那种强忍和祈求。我听到江琦在一旁鼓励我别害怕。脑子里也有个声音对自己说，“怕什么！你20多岁了。”我来了勇气，开始大胆给伤员包扎，我用清水擦洗伤口，敷上药，垫上药棉，再用纱布缠绕包扎好大腿伤口。我让我的手轻些，尽量加快速度，但由于不熟练，还是不能像那两个医务人员那样快速处置。我终于完成了一个伤员的包扎操作。十月末的深秋，天已有些寒冷，我的脑门却沁出了汗。那伤员被抬走时，感激地向我挥挥手，这是我第一次在战火中为伤员包扎，尽管紧张，手足有些慌乱，但还是干完了，我不能算胆小鬼！

我直起腰，看到了江琦投来的赞许目光，心里不免有了一种满足。正当我想向他表白得意之情时，突然一声尖啸，巨大的爆炸把棚子几乎要掀翻。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江琦扑倒，他把身体覆盖在我身上。我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和肉体的紧密相护。我似乎惊醒了，才感到这是在战场，危险随时会来。江琦用他的身体保护我，如果被炸、被枪击、被刀砍，那一定是伤在江琦身上。我的心里萌生出对江琦的感激和敬佩，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爆炸过后，小棚的一个支柱被震倒，棚子向下倾斜，只差一点就压到躺在此处的伤员了。江琦从我身旁爬起，用手撑起斜倒的一角，又看看我又没有伤着。我转身坐起来，动动手脚，使劲摇摇头让他放心。他似乎放心了，跑出小棚，不一会儿，他拖着一根粗木头进来，和陈老师一起把木头撑在震坏的那个支柱旁，小棚又完整地搭了起来。

从那以后，我又随江琦去了炮火呼啸的战场好几次去抢救伤员，也常去医院为伤员做些护理。

不久，日本军队从金山攻进上海。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在极其困苦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了两年多。那时，我已从沪江医学院毕业，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当医生。一天傍晚，江琦叫我到他的住处。江琦的住处与陈老师家同在一个楼，那是上海普通的石库门住宅。进门的天井连着客厅，北面是厨房，可以直通楼外小道，南北之间有一木制楼梯。陈老师夫妇和女儿居住在二楼厢房内，江琦住在楼梯拐角处的亭子间。三楼是阁楼，堆放了一些杂物，一个活动的竹制梯子是二楼到阁楼的唯一通道。阁楼上有个老虎窗，通过老虎窗可以直通屋顶。

我们的约会大多在江边，他的住处我只来过一次，是他生病时来看他。我推开门，坐在桌前的江琦转过头，对我发出微笑，我感觉他今天的笑容很不自然，像是装出来的。我在他床上坐下，他眯着双眼看了我足有几分钟，那眼光带着深情，仿佛还夹杂着不舍和留恋。我感到有些异样，问他：“你今天怎么啦，怪怪的。”他站起身，转向窗外，又沉默了几分钟。我也站起身走到窗前，深秋季节，树叶已渐泛黄、凋零，在路边散积着。江琦突然握紧我的手说：“思雅，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心头一惊，虽然已估计今天可能有事，可没想到竟是分离。我看着他的眼睛，试图找出玩笑的迹象，可他的眼中满是真诚。我问：“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你要去哪？”“去浙江东部，到新四军部队打鬼子。”说这话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你是共产党？”我惊讶地问。他立即用食指竖在嘴前示意我轻声，并快速向窗外扫了一眼，然后向我点点头。我被他提醒，也四下环顾，未见异常。他拉起我的手在床前坐下，告诉我说，早在1938年，他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在与鬼子做地下斗争。他说，现在，延安总司令部发出命令，要开辟浙江抗日根据地，按照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战略，与鬼子打游击。第一批开赴浙江的新四军已经到达浙北地区，与鬼子打了几仗，消灭了不少鬼子和伪军，现在又向便于隐蔽和开展游击战的浙东四明山区进军。新四军游击纵队在与鬼子的战斗中伤亡较大，急需补充人员，特别是需要有文化的指挥员。他就是这样被派往那里的。

这两年，鬼子在上海作恶多端。我恨死了鬼子，听到可以打鬼子，我心里一万个赞成。可一想到要与江琦分别，心里顿时痛惜起来。江琦去的地方是前线，生死难卜，万一……我不敢想下去，只对他只说了一句“你要保重，活着回来”，便觉胸口被堵，一阵酸楚漫延到脸颊，眼中涌出泪水。我扑到他胸前抽泣起来。他用双手抱紧了我，我倚靠在他肩膀上，闻着他体内散发出的特有的男人气味。这个肩膀又宽、又厚实，给予我稳妥、坚实和可靠的感觉，我愿一生都靠在这个肩膀上。如今，他就要离开了，想到这里，我难过得一直颤抖。江琦双手扶住我的两肩说：“思雅，我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留个纪念。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结婚。”

我仰起满是泪痕的脸望着他，使劲点点头。他用手轻揉地抹去我脸上的泪痕，捧起我的脸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我悬起的似乎有了些着落，江琦不在的时候，我可以看看照片，缓解我的思念，毕竟在照片中还可以看到江琦。

第二天，我们去一家有名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江琦穿上他珍藏的中山装，这套服装我还是在他大学毕业典礼时看他穿过，他穿上这身衣服真像是一位学者。我回家找出珍爱的旗袍，是一件底色深红，上面有着花朵盛开的丝绒旗袍。我穿上旗袍，在领口别上一枚金色的、镶着珍珠的别针。摄影师看着我们俩说：‘你们可真是天赐一对啊！“我紧靠江琦，心中交织着幸福感和即将离别的痛苦，我压抑住内心痛苦，摆出一脸笑容。摄影师手举具有快门功能的小皮球，叫我们把头靠得近些。我把头靠向江琦，这时，摄影师用手一捏小皮球，笑道：”完美无缺。“拍完照片后，我送江琦回到他的住处。他进门后站到窗前，向站在小街上的我挥手告别，他的眼里含着深情的爱恋，手臂挥得很温柔。

江琦走时，我没能去送，他是秘密出行。

这照片，我和江琦各自珍藏了一张。我常常在想念他时拿出来仔细观看，照片上的江琦那么宽厚，那么和蔼，笑得那么真诚。我后悔自己留恋上海城市生活，留恋在德国医院的工作，我真应该跟他一起去浙东。有时，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责骂自己，怕什么，又不是没去过战场。江琦是我的最爱，我不能失去他，我应该和他在一起，一起打鬼子。这种孤独和思念一直折磨我，饭不想吃，夜不能寐。

由于日军的封锁，上海与四明山区断绝了通信联系。没有了江琦的消息，我只能每天在夜晚望着满天星斗默默思念，好在还有我们的一张合影，这成了我唯一的慰籍。我把这张合影珍重地存放在一个加了锁的小木盒中，夜晚无人时才拿出来细看，有时喜悦，有时泪涌，更多的还是搅心的思念。

一天黄昏，我不觉来到江琦原先居住的地方。我站在那座房前小街对面的裁缝店前仰起头，望着对面亭子间的窗户，离别的情景再现在脑海之中。夜色渐浓，突然一声尖利刺耳的刹车声打破了我的沉思，一部罩着帆布的中型卡车在房前刹住，随即跳下一帮鬼子，端着枪冲进了江琦居住的房屋。我愣了一下，想到陈老师还居住在这所房子内，突然揪紧了心，预感到危险。我闪身躲进那间裁缝店。隔着玻璃，我看见鬼子端着枪叽哩哇啦叫着冲进房内，一阵呯呯的枪声和橱柜倒下的杂乱声打破了楼内的宁静。大约十几分钟后，鬼子沮丧地从房中出来，看样子一无所获。

当我回到医院，坐在诊桌前望向窗外时，纷乱的思绪搅得我无法集中精神。直到一个病人在我面前坐下，我才慌乱转过头，想起自己现在是在医院。眼前的病人戴了一个大口罩，压低的帽檐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容，他看着我，一只手从耳旁摘下口罩。我一惊，原来是陈老师。他看着我一脸惊愕，压低嗓音说：“我特意来看你的。”我顾不得寒暄，急问：“那天，我看到鬼子冲进你家，你是怎么脱身的？”陈老师说：“我从三楼的老虎窗爬到屋顶，趁着夜色逃出的。”看到我担忧的表情，他又说：“你放心，鬼子还没那本事抓住我呢。”说完撇撇嘴，莞尔一笑。我又问：“师母和孩子呢？”陈老师脸上带着侥幸说：“半个月前，我就把她们母女送到苏州娘家去了。”我略微放下心，想起江琦，便一连串发问：“江琦怎么样？你有他消息吗？他还好吗？”陈老师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江琦现在已经是新四军浙东纵队警卫队的指导员了。他托我带来一封信，希望你能去浙东与他会合。”我简直兴奋极了，要不是在医院，我真想蹦起来。这消息让我因后悔而备受折磨的心灵有了慰籍，犹如久病不愈的伤痛突然有了良药。我急切问他什么时候动身，陈老师说明晚，跟我一起走。

下班后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避开母亲，关上房门，把碘酒涂在陈老师带来的那张粗粝的黄纸上，一小段熟悉的字迹显现眼前：

思雅，来四明山已一年多，鬼子强盗在此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新四军多是热血青年，坚决保卫祖国，誓与鬼子战斗到底！希望你能来四明山，与我们一起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江琦     1942年4月

我反复读着来信，心中一阵阵激情冲动，我不再后悔。江琦，等着我，我立刻就来四明山与你会合，与你一同打鬼子。

第二天，我以家乡有人病重，需外出一段时间帮助看病为由向院长请了假。父亲早逝，家中只有一位老母，她与我相依为命，此一去不知凶祸吉福，也不知何时能回。我不忍看到母亲为我洒泪担忧，便写了一封信交给表姐，托她照顾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我在码头泪眼远望家中的亲人，在心中默默祈祷他们平安，然而随着陈老师上了去浙东的船。

江琦的驻地在桃花岭上，岭上栽满了桃树、腊梅和雪梅，正值冬末春初，腊梅在风雨中摇曳绽放，一片幽黄典雅。站在桃花岭放眼，远处群山环绕，树木透出绿色，山明湖静静平卧在山中平原，农田纵横平展，庄稼长势喜人，真是膏腴之地。祖国山河如此秀丽富庶，难怪让资源贫乏的日本岛国强盗垂涎。

我被领进江琦住的小屋，一间用土坯、毛竹和木头建造的典型江南山间民居，从窗外可以居高临下看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远山。我在竹制的床上坐下，察看屋内。房间约有十二三平米，屋内除了一个床，一张桌子，两把竹椅和一个橱柜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但在抗日的艰苦环境下，这已经算是上好的住处了，许多战士住在更加简陋的房屋内，还有不能称作房屋的用竹席搭起的简易小棚，江南多雨，简陋的屋内时常被雨水光顾，潮湿发霉。

我受到了优待，被安排居住在江琦的小屋内。陈老师告诉我，江琦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让我先安心地住在这里。说这话时，陈老师的表情一直在微笑，格外关切地看着我，我觉得陈老师有些过份热情了。他看我的眼神除关切外，似乎还有些其它的东西藏在里面，是什么呢？我被驻地的新鲜感和急切期盼所吸扰，一时没往别处想。

除思念外，我闲来无事，翻阅起江琦留在屋内的书籍，我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一些进步书籍。我被书中内容所感染，也体会到江琦和新四军的艰苦。有时，我站在窗前，看湖水涟漪，看远山竹海随风摇动。更多的时候是走出小屋，采撷野花捧在手中，站在岭上向路上遥望，期望江琦在我的视线中出现。他一定是身穿军服，腰际别着一把手枪，威武昂扬地向我走来，对我招手呼喊，“思雅，我来了。”我就奔跑过去，把花献给他，紧紧地抱住他。可我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我的眼睛看得发酸，腿站得发直，腰也有些挺不住了，回到屋内，我瘫软在床上。思念的日子最难熬，我开始失眠了，望着窗外无际空荡的夜空，心中也是空荡一片。江琦，你要多久才能回来，知道我在想你吗？我快受不了这种思念的折磨了。

陈老师隔三差五地来看我，每次都带些当地特产给我吃。这天下午，陈老师又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新鲜的莲子和菱角。莲子散发着清香，菱角也很好吃，粉粉糯糯的。可我没有一点胃口，吃在嘴里竟品不出一点味来。我剥开莲子放进嘴中，没有一丝清香，却是一口苦涩，原来忘记拿掉莲子中的苦芯。我急不可耐地问：“江琦还要多久才能回来？”陈老师说：“任务艰巨，何时回来还说不准。”

“那我要等多久？”我快没耐心了。“思雅，现在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你要有思想准备。”

“思想准备？”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话什么意思呢？我望着陈老师，见他回过头去，我感觉他似乎在回避我的目光。“再等等吧，估计就会有消息了”陈老师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膀，转身走出了小屋。小屋又归于寂寞。

两天后，我跟随陈老师来到游击纵队总部，陈老师当时已经担任了纵队三大队的政委。他把我带到一个清癯面容，鼻梁挺直，肤色黝黑，神情肃穆的人面前，介绍说，这是纵队的张参谋长。我们一起在桌前坐下，张参谋长让警卫员为我泡了一杯上好的龙井。纵队首长亲自见我，这个场面让我有些捉摸不定。他们看着我的神色有些严肃黯淡，连问候也似乎带着勉强和例行公事，我暗想，江琦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吧，莫非……心里便立即忐忑不安起来。

“秦医生，”张参谋长观察着我的表情，停顿了一下，他的手收紧握成拳头，好像在忍耐，稍后他终于说出来了：“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常江琦同志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了。”

“什么？您说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江琦在一个多月前的虎头山战斗中牺牲了。”陈老师声音微颤地补充道。

“是真的吗！一个多月前，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站了起来，盯着他们，为被蒙蔽了这么多天而愤然。陈老师走到我面前，抚着我的肩膀说：“之所以这么久才告诉你，是因为江琦牺牲后，他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们发动了许多人一直在寻找，但到今天还是没有找到。纵队领导这才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你。”

“这么说，江琦有可能还活着。”我重重坐下，把心中的疑惑抛给他们。

“战斗中，这样的事情很多，已经一个多月了。据回来的同志说，当时，江琦率领部队拂晓出发，埋伏在虎头山准备伏击日伪军。然而没有想到，这次行动被汉奸告了密，数倍于我军的鬼子和伪军从虎头山一侧悄悄摸了上来，突袭了江琦的队伍。战斗打得很残酷，许多同志牺牲了。江琦命令队长带队伍先撤，他来掩护。就在队伍刚撤离出阵地不久，鬼子便冲进阵地，江琦退至山崖边，举起最后一颗手榴弹，拼力投向鬼子。此时，鬼子罪恶的子弹也击中了他，他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崖下是湍急的九曲河，估计他生存的可能性极小。我们感到非常痛心！”陈老师低声说。张参谋长也面容严峻地对我说：“常江琦同志是为抗日而牺牲的，是抗日烈士。”然后他的口气略微和蔼一些：“秦医生，请你节哀，保重身体！”

我一阵颤抖、痉挛，顾不得首长在说些什么，禁不住“哇”的一声，泪水滂沱而下，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那天，我食宿无味，只是一个劲地哭。

几天后的清晨，我已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我疲惫痛苦地站在窗前，用红肿的双眼望着远处模糊的山影。湖水氤氲缭绕，水中升腾起江琦的身影，他微笑着向我走来，越来越近，我清楚地看到了他含笑温情的眼睛和向我挥动的手臂，我不觉想要扑过去，江琦却在我眼前消失了。当我明白这是幻觉时，心又重重地落了下来。

我整夜睡不着，望着窗外星斗思念江琦，想起与江琦在江边散步，去战场送物资、救伤员，手挽手，想起靠在他厚实的肩膀上，闻着他特有的气味，闭上眼享受这甜蜜时刻。我无法入睡，想到江琦已经离去，我快要崩溃了。没有江琦的日子，我像个孤雁，无助地在空寂中哀鸣。我完全沉郁在失去江琦的悲痛中，茶饭不思，头痛无力，又发起了高烧，满嘴胡话，不断叫着“江琦，江琦”。

昏睡中，我看到陈老师关注的眼睛，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医生。医生按了按我的脉搏，摸摸我额头，翻翻我眼皮，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听我的胸肺部，抬起头对陈老师说，“病得不轻，大叶性肺炎，要用盘尼西林。”陈老师一怔，俯身巡察我烧得通红的脸颊，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又把医生拉到一旁，低声问：“我们还有多少盘尼西林？”“不多了，一共还剩20针。”尽管我烧得头懵懵，但耳朵还灵，他们的话，我听到了。我清楚根据地药品十分紧缺的状况，奋力抬起头说：“我不用打盘尼西林，我能好的。”可他们还是给我打了一针。第二天又给我打了一针。第三天我感觉身体好多了，坚决拒绝再打第三针。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确实好了，我撑着爬起身，扶着桌椅，轻飘飘摇晃着走出屋外。屋外阳光明亮，晒在身上暖暖的，我强撑着走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回头对着他们担忧的神情，给了一个自然的微笑。医生和一个小护士在我坚持下没有再给我打盘尼西林，留下了几粒药片，返回医院了。眼前粉红的桃花，映红的杜鹃，白色的贝母小碎花在飘移跳跃，岭下是大片青绿稻田和蔬菜，路上农民赶着车，有人扛着锄头从田间走来。如果没有鬼子侵略，这里会是一片富饶和安逸。我的眼前又浮现鬼子狰狞邪恶的面目，江琦咬牙向鬼子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中弹后从山崖边跌落下去。

我不顾一切地拖着还很虚弱的身体，摇摇摆摆爬上虎头山。山坡上焦土狼藉，还有些烧焦或损坏的物品星点散落。我走到山崖边向下探望，山崖陡峭，岩石坚硬，足有几十米高。我有些晕厥，转身向崖下走去。崖下的九曲河，由于处在两山之间狭小且高低不平的峡谷中，变得狭窄、深险，河水湍急，大大的落差引起水珠四溅，惊涛拍石。我下到山崖下的峭壁中，在峡谷中摸索探寻，走了几个来回，没见丝毫疑迹。我茫然四顾，莫非江琦跌落山崖后，落到河中，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或是被某个砍柴人救起，在深山中养伤，或是脑部受了重击，成了植物人？天渐渐暗了下来，空气裹着寒意，我四周环顾，一片萧瑟穆静，我似乎听见了山里狼叫的声音，不觉打了一个冷颤。

我的背后被人轻拍了一下，我惊跳回头，看到陈老师和警卫员赵强站在身后。“回去吧”，陈老师和蔼地说，“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是很关心你的”。我心里一热，泪水又出来了，扑到陈老师身上大哭起来。

为了安抚我，陈老师带我去参观军政干校。干校设在深宅大院里，院中套院，多是两层楼房，有的还建有三层阁楼，这是当地一个积极支援抗日的富裕大户捐献的。在山中的被服厂和枪弹所里，工人们都在低头紧张地干活，他们在与日伪抢时间呢。设在村里一个破庙中的部队医院最令我震惊，说是医院，其实根本没有像样的手术室、治疗室和病房，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重伤员只能住在老乡家里，就算是条件优越的病房了。轻伤员住在用竹草搭起的大棚里。我看到伤员们躺在用木竹搭起或茅草铺成的简易床上，没有半点失望痛苦的样子，他们讲着战斗经历，脸上祥和、乐观，话里带着调侃、自信。我看到极少的几名医生在穿梭忙碌，一会儿进手术室，一会儿在给伤员看伤。陈老师说，这的医生奇缺，特别是一场战斗下来，伤员接二连三抬进来，躺满了庙堂，包括院长在内的全体医生，就要不分昼夜抢救伤员，医生累倒在病床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从医院回来，我辗转反复睡不着，望着黑夜苍穹漫天星斗，眼前浮现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江琦带着我抢救伤员的情景。江琦在我身边鼓励，他用那关切的眼神和紧紧拉着我的手，炸弹突然爆炸时不顾一切扑在我身上，我至今还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怦怦、怦怦”的心跳，那时，我们的身心就已连为一体了，他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

第二天清晨，我跑到陈老师大队部，非常郑重地请求，请求允许我留下来，留在抗日医院里。我说我有“八·一三”救护的经验，我有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知识，我还有上海德国医院工作的医疗水平，“我能，我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当然，我还有一个念想，如果哪天，负了重伤的江琦找到了，被发现了，他首先来的应该是医院，那时我就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他。因此，我不能走，我要在医院等着他！当然，这个念想只是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的请求很快被批准。院长充满感激，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连声说，“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我也姓秦，我们是一家人呐。”他的眼里闪着希望。

我在江琦居住的小屋中，用大大的字写下“江琦，我在战地医院工作”的字条，贴在屋内门上。江琦如果进屋，他一定会看到这贴在门后的字条。我身穿新四军军服站在桃花岭上，环望远处静默的山峦叠嶂，脚下四明湖的潺潺水波，想起江琦曾说过，“一定要把鬼子打出中国！打走鬼子，我们就结婚。”我在心中默念：“江琦，我也是一名抗日的新四军战士了，我们一起抗日到底，我等着你回来。”

张参谋长知道后，也表示了极大的欢迎。院长按照张参谋长的指示，将我安排住进可靠的农户梁大娘家中。梁大娘的儿子原是区游击队员，在一次与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留下年轻的媳妇和三岁的儿子兔儿。大娘腾出儿子媳妇的东屋给我住，他和媳妇孙子挤在西屋。这让我很是过意不去，梁大娘却说：“你们是抗日的队伍，是我最亲的人。”梁家媳妇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微笑地帮我拿过行李。她很年轻，估计也就20岁刚出头，典型的良家女子，温婉腼腆、勤快利索。失去亲人的婆媳，对我比亲人还亲。

我走进了破庙中的医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中。我曾经六天六夜连续抢救伤员，做手术，治疗伤口。每当看到一个个重伤员被我抢救过来时，心里就充满了欣慰。他们养好伤，重返前线杀鬼子时，总是带着一份崇敬和感激向我致军礼告别。我鼓励他们多杀鬼子。伤员们跟我成了好朋友，闲时教我学打枪，认识各种不同的武器，用听力分辨不同枪炮飞行和爆炸时的声音，教我判断炮弹飞行爆炸落点和对应采取的防身措施。我不仅学会了打枪，还学会了打机枪。

一次，一小股日伪军突然袭击了医院。医院留守的兵力只有一个排，由于是突袭，抵御较为仓促，好几个战士瞬间被打伤，机枪手也受了重伤。院长一边让通讯员快速报告上级，一边组织医护人员参加战斗。我正巧跑到机枪手身旁，急忙吩咐护士把受了重伤的机枪手抬下去。看到即将冲进来的鬼子，危急时刻，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双手紧紧握住机枪柄，对着鬼子猛扣扳机 “哒哒哒、哒哒哒”，一阵猛扫，鬼子汉奸居然被我的机枪打趴下了。这时，陈老师带领部队赶到了，一阵猛打。鬼子汉奸见新四军部队赶到，屁滚尿流地逃了回去。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参加战斗，打得痛快，全然没有半点害怕。兴奋中，我举手欢呼，把帽子也扔到天上去了。陈老师走到我面前，瞪起眼，眼神严肃，说，“谁让你这么干的，伤着怎么办？”陈老师虽然口气严厉，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于是便低着头不声不响，心里却乐得像开了花。

医院救治伤员工作繁忙，可把我忙活坏了，昨晚抢救伤员至到凌晨，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内倒头便睡。上午，我被院里母鸡“咕咕嗒、咕咕嗒”声叫醒，迷迷糊糊地听到大娘对孙儿说：“给秦医生送去”。一阵“噔噔”的跑步声传进屋内，我睁开眼，转头向床边看去，就见一个圆圆、红红的小脸趴在床边对着我笑。“兔儿，这么早就起来啦。”我起身准备下床。兔儿看着我只是笑，抿起小嘴，用一双小手捧着把一个鸡蛋放在我手心，“阿娘给你的”。说完，转身蹬蹬跑出屋。这是一个刚刚下出的鸡蛋，在手心中散发出微热，如同一个温馨的小暖壶。我出屋抱起兔儿，在他脸上好好亲了几口，兔儿“咯咯”笑起来，声音像清脆的铃铛。联想起梁家大娘想方设法为我做可口的饭菜，他们自己却只吃山芋、土豆和玉米，省出大米白面给我吃。梁家儿媳每天清晨为我泡上一杯四明山新鲜的清茶，茶叶带着清香在水中飘浮翻卷，清新的茶水犹如清肠剂和醒脑液，穿过胃肠，直达心底，消除了一天的劳累。这杯茶，梁家儿媳一直泡到我离开。我感到十分愧欠他们，可梁大娘总是一边做活一边微笑安慰我：“秦医生，你是我伲的亲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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