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历史而知兴替，鉴古喻今估未来，朝代的更替看似顺呼天道，人君统治因数站相对性的重要。君臣杰出的策略会延续一个时代几十年或几百年中兴，君臣贪婪的私欲直至几年或几十年就衰败，周朝前有圣君和贤相文王、武王、姜子牙等，再有周公制定了礼制（礼制在那时相当于现在的律法或制度），是礼制延续了周朝天下800年。也是圣君、圣贤、贤相与众共治，才有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和最长的朝代。商纣王私欲无止，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滥用重刑，不顾生民死活，即使有比干、微子、与箕子，这样的良臣也是无济于事，几年间商朝灭亡。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像比干丞相而不畏生死，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
君若是刘阿斗而扶不起，那忠臣良将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历史替那些有为的圣贤、圣人、仁人志士为惋惜，是圣洁的高尚，是灵魂的忠贞，是满腹爱国之心，留下的是千古神话，但他们的时代与命运是悲哀的，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的痛苦。
君之有为，则良臣将勇，勤于国，务于政，实于事，总思不足，招揽贤才，出谋划策，对百姓做实事，务其本，怜其心，悯其情，时刻警惕，知民之重也，不敢稍刻松懈，难有不消之徒滥竽充数，无所不谋生民之困苦。此兴国也。
无为之君则滋养无为之臣任其发展，私欲横生，无所不贪，大多出现一批，党同化异、有才无德、嫉贤妒能、有这些人在朝、在权、在身边，则难有有为之臣，即使有为之士要通过正确的途径上谏和述策，则遭到这些人屏屏阻碍而排挤，何况是推正道除邪念，最不利的是这些无为之人，有为之臣与有为之志士也就不存在，此国衰也。
刚正之臣敢揭君之长短，晓之于理、动之以情、忠言逆耳、持国之利器为公，宁杀身以成仁，不求生而害仁，临敌争先而出，毅力扭转局势，此存国也。
贪婪之臣对君是顺其耳、顺其声、顺其事、顺其意、投其好，持国之利器为私，贪生怕死，遇敌不会挺身而出，无所不出卖，此亡国也。
世俗人常说，水清则无鱼，则不然，水清则有鱼，是金鱼，是名贵鱼，如是水浊而无鱼，那就无术可挽回了。
一个有为之君唐太宗李世民，有着先天睿智和后天努力，深知无论取天下或安天下需要的是人才，所以他的统治会是黄金盛世年代不足为奇，执政期间，要求各官吏举荐贤才为国为民所能用于实际，只有与贤才共治才有发挥极大激活全民创造力，李世民的朝代犹如一池清水，一条金龙鱼与众金鱼各显其能，各舞其攻，各显魅力，色彩传奇，才有出色的治世时代。从君到各个官吏时刻都围绕百姓的利益，可以说，“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不仅国富且民足，社会秩序和谐而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国罪犯剩下29人，放回去与家人团聚，都自觉回来继续伏法。辉煌盛世不是一君一臣可以做到的，是以众贤共治。
康乾盛世的乾隆晚期，重奢靡，国库财用耗竭，明知贪腐成泛，还继续任用和珅，一个军机大臣的腐败导向全国，致强盛走向衰败，无所措施改革吏治。是乾隆的贪婪而幻想，说是留给下一代嘉庆，去整肃朝纲，惩治贪腐。力戒奢靡，匡正民风，嘉庆虽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知贪腐已是根深柢固，拔起谈何容易，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衰之势。嘉庆又说留给下一代道光，那知道道光才智平庸，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毫无方略，鸦片泛滥，民心动荡，烽烟四起，割地赔款，再受贪腐成群的压迫，损良将，折忠臣，故无良臣悍将匡内抚外，更是推向灭亡的边缘。
当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曾经有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理念，但后来又特别告诫全党说，如果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事实没能如愿，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国家是变得强大，变得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他们能带领着劳苦大众共同富裕。可是没有，党的官员变质了，在很多续剧和文章与媒体报社里很小心的说是[一些，一小部份，(天下百姓的眼睛都不是瞎子，那就真的有一部份人在装聋作哑了）]领导干部却忘了党根本宗旨，官商勾结，为权、为私、为利、为钱，不顾党纪国法买官卖官，权利私相授受，帮助那些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用非法的手段去占有本来属于劳苦大众的资产，资源和财富。
虽国家着力反腐倡廉，惩贪肃腐，仍然存在太多侥幸者，因为只有中央巡视组在面向全国反腐倡廉，中央巡视组的威力和时效有待评估。京官谨慎，省官堤防，地区官喊口号，县官做作样，镇官说说看，村官猖獗。当今中国党员数千万人，大小官员数百万人，靠巡视组和巡回法庭是不足以周务的，抓人审人要证据要时间要过程是震慑不了贪腐的萌生。是数字与时间的比列。一个部门或一个策略在一个时期内或许有其用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事转换它终将失去效用，因为人的贪欲胜过于任何现实的需求。（党中央可以做个测试，现在网络发达，可在QQ里加100个以上的群，用平常身份提问现今中国的你身边有多少是看到或听说有作为有魄力的廉政官员，看法或说法如何。曾有一群朋友在一起聊天，说换我们做官又是如何呢？他们说我做官也是要贪？也就是说，当官要让天下百姓说个为官清正都难找，为官者都高高在天，仰与望是遥不可及。更别说什么平易近人，有也是作秀，新闻网络报纸连续登台亮相，深怕人不知道）。这几年内反腐倡廉，惩贪肃腐，处理的不少党员干部，确实也消停不少官员不再贪了，但使其现在的不少官员不务政实，推诿扯皮，还有说，事干多容易出错的妙论，可以说直接影响推动经济与复兴的步划，不是怕做事多而容易出错，而是之前有错，终日不安。清朝于成龙是一个有为的清官，他敢把皇家粮仓开来赈灾，在那时候私开皇家粮仓是要杀头的，于成龙考虑的事，是灾民的生死存亡，而不是自己脑袋，最后得到了是皇帝的褒奖和百姓的赞誉。所谓，不贪之人，谋事必公，贪墨之人，谋事必私，谋事以公，社会安定，谋事以私，逐至落后。
凡人富，则不羡爵禄；贫，则不畏刑罚。不羡爵禄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罚者，不赖存身也。二者，为国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术，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则无以为治。无以为治，是人君虚临其国，徒君其民，危乱可立而待矣，是想当初中国共产闹革命的宗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劳苦大众有饭吃，有田耕种，有书读，有工做，有房住。在大汉朝文帝刘恒治国兴盛时，家有余粮三年，如今中国百姓不是余粮三年的小目标，时代所需，百姓是要有点余钱，以备不时之需，百姓面临的问题是子女教育金，嫁娶多少，治疗及时，养老备时，更别说住房，村房建筑均在1200元1平方，城市房产最基本要以万到几万了，当然这五项能达到两项已经不错的家庭，普通家庭要有第三项事就要到处借贷。百姓生存紧张能不思想恍惚，信仰麻木？百姓不会厌自己穷，厌劳作而不均，厌付出而不等；厌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厌官满口仁义道德，暗里男盗女娼；厌官拿着国家权利与人民在教训；厌官不谋实事，虑上而不虑下，仰高而不俯下；厌官见富贵，则敬而亲之。贫贱者，有请赇於己，远而疏之；不平的待遇,何来的百姓的致富。如果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视而无策，任其利用权势自然发展，置百姓与官商使其贫富两极分化拉长线而不虑，会变的富的再富，穷的再穷。则是复兴不会久。
再看看现代教育，以技术为目的，把人都教成数字工具，技术代替了思想，非人化的教育，人却成了木头，思想严重缺养，是的，科技是兴国；但，教化是固国；新一代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孔孟先贤德仁义行了。先贤圣教，重义而轻利，越是大国越要注重教化，而今全国上至党中央下至百姓是重利轻义，忽视了教化，使其现代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经济的指挥棒所指之处，亿民涌动，利益驱使下，人们不惜牺牲一切，贪污受贿，偷拿抢劫，招摇撞骗，贩毒卖淫，拜金泛滥，笑穷妒富，利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你想像都有，那能顾得上什么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生活困苦，更谈上什么天下生民。何谓四维：礼、义、廉、耻，在古代比喻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的四条绳索，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可想而知教化是起绝对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圣贤、仁人志士与为官廉正，时刻知国家利益，百姓重要，谨记家国荣辱兴替存亡。相反没有一个贪墨之臣在大事能真正为国出谋献策，小事能务实务本务真，常用的和常看得是陷害忠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手段是无所不用其及，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利出无不为己，媚出无不为私。所以承载着国运兴衰一半的责任在君，另一半在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圣贤和良臣，君明则有经国济世之道，则天下之士皆悦愿立于其朝矣。君若无宏图远志，若昏聩平庸、若国家与私人分不清楚、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即使有圣贤和良臣终究不能扭转乾坤。如秦孝公赢渠梁意志坚韧则商鞅变法成功，民富国强，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如楚怀王熊槐思想和性格是朝秦暮齐，毫无主见，不知什么是根本，即使有屈原的济世安邦之才也无济于事，直至楚国灭亡。在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君王下达诏令是无比豁达，什么求才若渴，海内百川，只是学圣君做样，谁是秦孝公赢渠梁，谁是楚怀王熊槐自有人评说。
圣贤、仁人志士与术是在有为之君，与时与世起相对作用，而不是等待下一代，一代有一代的责任，无所策、无所谋则无为。有所策、而不虑不思则是过失。思之再三，权制与环众监，有腐制与止，教化向前，开拓积极性强。伟大复兴“中国梦”两个100年，要靠数百万的地方大小官各司其职的同舟共济，择才尽力。权制与环众监是制造一批接一批的廉政干吏，复兴才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