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围绕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要打响文化品牌，辉耀文化光芒，增强文化魅力，一项重要工作是厘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与来龙去脉，厘清当代上海文化是如何从前天、昨天一步步递嬗而来，厘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联。

　　

　　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海派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语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今日所谓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术界、京剧界之海派，也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称，是经过重新诠释的广义海派。近代上海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以江苏、浙江最多，来自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的移民亦不少。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经营的茶叶、木材大多来自福建，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虞洽卿发起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经营宁波与上海间的运输业务。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人。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不光是管理人员，普通员工亦多为无锡人。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员工多为湖南人。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办的阜丰面粉厂，员工多为安徽人。这类情况在上海极为普遍。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各占一摊，各销其货，各营其业。上海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也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早在1930年，学者徐国桢已经清晰地论述过“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的社会根源。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具有强烈刺激作用。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导的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逼仄、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刺激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兴起。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四大公园（外滩公园、法国公园、虹口公园与兆丰公园）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日常生活中，华人备受歧视。比如，马车在道路上行驶，租界明确规定华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车辆。租界华人长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日本侵沪战争，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基本完好。华界与租界没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屠杀就发生在国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纸质媒体、广播宣传都无法比拟的。近代上海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均有广泛便捷的联系，又有众多发达的传媒，这使得汇聚到上海的各地精英，较之其移出地的同类人物，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更为宏远，能力更易提升。上海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方面，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更易走在全国的前列。每当外国入侵或列强侮华事件发生时，上海人更易发动起来，走在爱国运动前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上海一直是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单以那一时期的抗日救亡音乐史为例，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在上海诞生和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多，影响特别大。最早的抗日救亡音乐，即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是在上海产生的。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并不是产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东北，而是产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不是产生在宋哲元率领的第29军大刀队与日军激战的华北，而是产生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例如《旗正飘飘》《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在上海产生。近代上海人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守法、爱国等特点，在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经由近代上海城市集聚、熔铸与升华以后，变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可以说，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流动性很大的移民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之关联红色文化是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在不同分类意义上的另一种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起来的。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除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对应红色，许多古代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红色在中国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也被称为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并非无根而生、横空而来，而是有其先声、前奏与基础的。如果将红色文化作狭义与广义区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可称为狭义的红色文化，而此前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的进步文化，则可视为广义的红色文化。毛泽东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最后一句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逻辑亦是由狭义而广义。循此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上述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守法、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由于此前自强运动时期人们所探寻的救国道路行不通，维新时期通过改良图存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时期单靠推翻清朝统治来挽救民族命运的道路也走不通。我们还应看到，那些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的志士仁人，其爱国情怀中，每每饱含前文述及的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营养。他们在城市暴动失败以后，转而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也是务实、自强、创新精神的体现。那些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瑛，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