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文化遗产，守住文化遗产；很多建筑是拆，是留，还是转型改造，这涉及上海各个区的很多案例，而且又跟今天的很多热门话题，比如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连在一起。讲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有一条贯穿线索，两者之间有连续性。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型，非常发达。一九八六年，谭其骧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宋明以后，“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文化的中心在明清时期已经转移到江南。“苏松熟，天下足”，苏、松并重，经济上有此说法，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松江府不可轻视，它在明中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最近，我们好几项研究都可以证明，明万历年间以后，多种文化活动，如刻书、藏书、科举、结社等，从苏州向松江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明末“复社”的崛起，到清初“吴中七子”的扬名，再到清中叶“守山阁丛书”刊刻、松江府各县的文化活动在“五口通商”，以前都是很活跃的。明清上海是松江府的巨县，万历年间经济就在江南达到鼎盛，乾隆年间苏松太道署移到上海，文化进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当然不是明清“江南文化”中的例外。

　　

　　海派文化是从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讨论上海社会风尚的时候用起来的术语。“海派”一词虽然不只是用来形容上海文人的，但鲁迅、沈从文等人在介入和讨论文学界的海派、京派之争时，使得这个词的含义是简单明了的。过去说“侬人老海派的”（上海话），含义还是蛮复杂的，有点羡慕嫉妒，有点批评揶揄，也有点表扬赞美。当时上海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在“京海之争”中海派就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外来眼光，是说这人做事夸张浮华，不守信，喜欢讲排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大都市”，什么现象都有，只用一个标签来形容上海文化，哪怕只是其中的“文学”现象，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虹口街头的咖啡馆，摄于1909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海派”变成一个标签，要拿它来代表一种上海的文化精神呢？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时候，上海历史学界的学者，如唐振常、陈旭麓、朱维铮、吴云溥、魏承思、周振鹤和我们一些人，提出来为“海派”正名，去除对上海文化的偏见，解释它的合法性，然后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大家都赞成把“海派”推出来，作为上海文化的一个标志，把很多问题澄清一下。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两代人说下来，现在真的拿“海派”说事了，道理上是顺的。海派文化在虹口区，那里是上海最早的五方杂处，中西融合，这是确定的，当年的海派研究是这么说的。现在徐汇区提出自己也是“海派之源”，也没有问题，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派”融合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徐家汇是欧洲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先锋地区，这个也是没有疑问的。虹口的社会生活、市民生活比较发达，徐家汇则是宗教生活、文化教育比较突出。

　　一、上海文化的源和流

　　

　　上海文化，“江南文化”是源，“海派文化”是流。受十九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使得这个“流”更显壮大，更显重要。毫无疑问，上海文化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近代文化，而不是一句殖民地文化、外来文化就能批倒的。“江南文化”成功地在上海地区转型为“海派文化”，讲明白海派文化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存在很多误区。有一些误区是过去留下来的，比如我们一直把上海定义为一座近代城市，以前没有什么历史，即便有一点的话也不重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先生做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六大古都（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七大古都（加上安阳），没有上海是可以的；但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评出二十四个，其中没有上海是说不过去的，上海在明清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杨宽先生是青浦人，是中国古代都城研究领域的权威。上海文化的起源在哪里，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关系到上海的城市性质，也关系到上海的城市遗产和文物保护，是要认真讨论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开埠，因为中外贸易，上海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二十世纪上海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形成压倒性优势。曾有一句话说：“三千年的历史要看西安，八百年的历史要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这样说大致也是对的，但把上海说成好像就是一座近代刚刚崛起的大都市，此前没有历史文化，这就不对了，可惜今天还有好多人是这么看上海的。

　　

　　上海仅仅是一个近代城市吗？它的明清历史是怎样的？有没有来源、有没有传承？它的地位是怎样的？这些我们都没有说清楚，以致说了很多错话，做了很多错事，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文化建筑。所以讲起源的时候，我们要讲两面，不单单要讲近代的上海，即“维多利亚式”的上海，也要讲明清时期江南的上海。

　　

《上海史》（第一卷）

[英]兰宁 [英]库寿龄著

朱华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近代上海是五口通商城市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大都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朝廷来看，这五座城市中，上海的行政级别最低。广州和福州是省城，厦门和宁波是府城，上海只是县城。不过，上海是苏松太兵备道的驻地，行使海关、海防和海运等多项职能。兵备道移沪，说明江南地区的海洋事务集中到了上海。上海在五个口岸中处于最北面，外国人称为“北华”（NorthChina）。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脾气比广东人温和，无非是开埠爽快，乐意做生意。另外，上海城市富裕，货源充沛，水路发达，拿货最方便。五口通商后，外国人集中到上海交易。十年后的一八五三年，上海港的进出口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后继续开埠，沿海港口自北向南，旅顺、天津、烟台、青岛、温州、汕头，长江港口一路往西，镇江、九江、汉口、重庆，连苏州、杭州，都开埠了。开埠城市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先驱，上海则是上一次中国现代化的表率。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影、汽车在上海首先使用，工业GDP、进出口总额、工厂总数、汽车拥有量、报刊发行量、大学数量等，都位列中国第一。举电气化的例子，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三年，和纽约的营业电厂几乎同时。工业革命第一波——蒸汽机的时代，上海没赶上；电气时代上海就赶上了，早早地实现了电气化。马建忠家族在远郊的朱家角镇投资建电厂，一九一二年就有了路灯，用电机来打谷碾米。

　　

现存最早的上海古地图，载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上海志》

　　

　　近代上海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在电气化时代，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年领先于新加坡、香港、曼谷、孟买这些亚洲城市就不说了，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相比，上海也不差。西方城市花了二三百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线城市，上海达成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再全球化，是第二次。第一次城市化留给我们这一代很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却不太容易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拆了好多。

　　二、建城七百三十年：　“南吴壮县”是“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至今已有近七百三十年的历史。一二九二年上海镇从松江府华亭县划出来，设立上海县。中国历史研究把县作为基本城市单位，设县可视作城市历史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的市镇就没有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相反，江南地区很多市镇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比如青浦的文化遗产，朱家角镇比城厢镇多。一二九二年是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和北京一样，也是一个元代的城市。上海一直是县城，但乾隆《上海县志》就说它是“南吴壮县”，不比一般的县城，这不是夸张。上海地处吴越之间，土地高亢，土壤里的盐分还没有退尽，稻作条件并不优越，但上海人巧用地利，明初就建立了晒盐业；万历年间又兴起了棉纺织业；乾隆年间兴起了沿海沙船航运业。沿海产业造就了发达经济，“南吴壮县”的格局，为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一词，大多是说“五口通商”。其实乾隆年间正式撤销“海禁”，重新启用上海港，也说是“开埠”。这两个“开埠”意义不同，后者是近海开放，允许国内交通；前者是远洋开放，开始全球贸易。乾隆时期的“开埠”，恢复了这座城市的航海精神。聚在十六铺的上海人、宝山人、川沙人、崇明人、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在康熙年间就筹建了商船会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开禁。乾隆鉴于运河淤塞，决定漕粮不再漕运，改作海运，上海港扬帆出海的机会又来了。“五口通商”的机会降临后，上海人就加入到与欧美商人的全球贸易中。

外滩十六铺码头

　　

　　近代上海的崛起，“以港兴市”是一个重大机遇，工商业贸易传统也是一种先天优势。明清江南和全国市场格局有两个重要的交换关系，助推了上海的崛起。第一个交换关系是江南地区的“米布交易”，因为松江府各县大量输出棉布，“衣被天下”；同时又需要购入稻米，补充粮食供应。这样，就在上海西部各市镇形成了米市和布市，朱家角、枫泾、罗店、泗泾、七宝等都是米布交易镇。第二个交换关系是上海港承担的“南北枢纽”功能，因为上海往北是黄海滩涂沙岸，要用平底沙船；往南则是东海陡峭岩岸，福船、广船吃水很深，不宜北上，需要在上海卸货换沙船。如此一来，上海港就成为东南航路上的一个枢纽。南洋（闽、粤）的“南货”在上海销售，又把上海人从北洋（津、鲁）带回来的“北货”运回南方，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货贸易。而且，从上海，东洋（日本）、西洋（东南亚）都可通达。“米布交易”通过吴淞江、黄浦江、太湖及其分湖、运河、长江等水路交通，把上海和江南市场联系在一起；“南北枢纽”则是通过海运，把上海与东部沿海港口团结在一起，且具有中心地位。在十八、十九世纪“早期现代化”时期，水路是农业、手工业乃至大工业初期发展的主要交通。世界上最早发达的地区都是依赖水路交通，比如十九世纪的尼德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八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上海也有此地理条件，它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和十九世纪的崛起与此相关。

　　

　　明清上海有三大支柱产业：棉、盐、船，在江南甚至在全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棉”指纺纱织布。宋朝人穿的是葛衣、麻衣、葛布，但到了元朝以后，穿的都是棉布，因为产量高、成本低。经济史学者估计，万历年间上海地区的棉布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八成。这八成不单单是上海县的，还包括松江府以及苏州府东面的几个县。上海三个县嘉定、宝山和崇明是从苏州府划过来的，另外七个县是松江府自己的，青浦、松江、奉贤、南汇、金山、川沙、闵行。这样就组成了上海。说“衣被天下”，是说在洋布畅销之前，本地的土布已经卖到全中国，乃至于上海在万历年间就是江南最富裕的一个县。上海的盐场在金山、南汇、川沙，“团”“灶”等地名都是遗迹。金山区最后的盐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停产。古代食盐专卖，利润颇丰。上海海运发展起来后，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上千条沙船聚集在十六铺码头，丹凤楼下，百舸争流，这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景象。上海、青浦、崇明出现了几十个船王，如宝山朱其昂就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从传统沙船业转向现代航运业。

　　

　　老上海的一些社会机制，对“五口通商”后的顺利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上海人更愿意与外商贸易？是“五方杂处”为“华洋杂居”做了准备。“华洋杂居”是指中外人民混合居住，这是《南京条约》开始的。“五方杂处”乾隆年间已经有了，十六铺住了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上海本来是一个各路商人混居的城市，多些西洋人进来，只要官方不计较，市民之间问题不大，何况还有生意做。今天保存着一些同乡同业会馆，如商船会馆、三山会馆、钱业会馆，都是城市早期融合性发展的见证。然而，更多的会馆都被拆掉了，如广肇会馆、四明会馆……

　　

　　上海老城范围之内，明代遗产只剩下两处，即北城潘氏豫园和南城徐氏故居，当年被称为“潘半城，徐一角”。这两处足可以证明上海在江南文化中地位的文保单位，一处修缮完好，誉称海外；另一处却坍塌危殆，面临拆迁。潘家三代为官，做的都是布政使、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营造出一座豪园。豫园曾占了老城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历经潘氏家族衰败、小刀会破坏和“文革”，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将它完美呈现。

　　

　　徐光启出生在太卿坊，故居“九间楼”在南城一角。南城是做米、棉交易生意的地方，相当于万历年间的南京路。光启南路至今只七八米宽，还是明朝格局。一九六○年因为方行先生的努力，九间楼和徐氏祠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一直没有升级为“国保”，也不修缮，与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很不相称。前几年老西门拆除，小南门内的光启南路、乔家路就是最后一块保存明清文化的地方，前景未卜。

　　

　　讲到徐光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正好说明“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在中西会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江南和上海的经济在十六世纪就和全球贸易连为一体。外商住在澳门，进入广东，再经过江西、湖南、浙江，漫长商路的目的地是江南，采办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证明葡萄牙人在江南、日本和澳门之间，串联起一个东亚三角贸易；还有多位学者考证十七、十八世纪的荷兰人、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大西洋方向对华贸易，输入白银，买走欧洲人喜欢的中国制造，这是“大三角”贸易。其次，江南文化已经接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就是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会通、超胜”事业带来的效应，著名成果就是《几何原本》。明清江南的经济、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这是“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形的“海派文化”是影响至今的主要文化，那我一直坚持认为“海派文化”之前，还有一个“维多利亚文化”。一八三七年到一九○一年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era）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主义风靡全球，正好也是上海开埠后国际化，奠定现代城市制度的时期。因为租界制度的引入，上海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高强度交流。英租界在外滩，美租界在虹口，法租界在城北面。一九○○年，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Settlement），意思就是各国籍居民都可以进来。法国人不愿意合并，法租界一直保留。法语在法租界，英语在公共租界是官方语言（officiallanguage）。租界章程、条例和文书都会用英语/法语以及汉语。所以说，上海的“西方文化”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英语的英美文化，另一种是法语的欧陆文化。维多利亚时代，英语是国际语言，法语失去了十八世纪时的优势地位。在上海，英语也以商业性强取胜，一九○五年震旦学院的教学要把英语改成法语，学生就不答应，而独立出复旦公学。

　　

　　维多利亚时代很多新兴城市都采用了英国式的城市制度，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如何缔造现代世界》里列举英国向世界输出的多项制度，其中包括：英语，英格兰式的土地租约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制度，公共法，基督教新教主义，体育运动队，受限制的或称为“看更人”的政体，代议制的议会等。上海租界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道台和领事共同签发“道契”，汇丰银行用英格兰簿记，会审公廨参照英美法，各大教会约束侨民、推动文化事业，青年会YMCA引进各项体育运动，工部局召开董事会、纳税人会等，相当程度上引进了一套现代城市制度，运行了五十多年，奠定了城市文化的基础。这一套城市制度不用多讲，只要举例YMCA提倡的体育活动就可以理解了。今天南京西路上海市体育局大楼，原来是西侨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有上海体育历史陈列，可见篮球、乒乓球、足球、排球、板球、体操、举重、田径等现代体育用品，都是他们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名义在上海普及开来的。在当时的上海，不但是诸如沙逊、哈同这些从伊拉克、土耳其、印度、东南亚来的大英帝国海外属地侨民认同英国文化，上海租界华人居民也接受了这种文化。

　　

　　上海的文化融合模式是双向的，一面是华人接受西侨引入的现代城市制度，另一面是外侨接受和认可上海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外侨来上海，开埠后最初两年内，都住在上海的老城里，这里已经是一座“东南通津”的港口城市，当然更加舒适方便，外商侨民是乐于接受的。然而，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清朝官方“华洋分居”的要求，领事馆和外侨搬出城里，按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开辟租界，到北郊乡下建设新市区。后来，法国领事敏体尼、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也得到了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8）。租界“北市”和华界“南市”分治，互相竞争。后来华人大量进入租界，但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是由租界制度主导了。

　　

　　租界和华界，在制度上就是分治，中外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上并没有系统性歧视。文化上或有隔阂，但不会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也不可能严重，因为华人数量、市场规模和江南文化传统放在那里。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发生的难民潮涌入了租界，“华洋分居”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英、美租界引进十九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与界内华人共享。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

〔清〕祝永清绘《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彩色石印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文化多样性，说简单了，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来了以后，遵守同一个制度，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方言、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职业特征……过去苏州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在上海都有各自的职业特征，说家乡的方言。今天的上海话，是由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以及一部分的广东话融合形成的。说上海排外是没有道理的，最早突破地域限制，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今天各地都有了异乡人带来的风味餐，但上海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餐饮多样化。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西餐，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章太炎三天两头在福州路二十二号“一品香”吃大餐。一品香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比如罗宋汤，是白俄从长春、哈尔滨带来的，已经是上海家家户户的日常菜。年轻人不识，说是香港菜，其实是从上海传过去，色拉、罗宋汤在香港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上海。上海人可以本埠，可以客帮，也可以西洋，练就了各种“多样性”。

　　

　　方言最表现“文化多样性”，上海就曾有各地方言。有各地方言在使用，就能培植出各种地方戏曲，于是各种地方戏，评弹、沪剧、越剧、锡剧、淮剧、黄梅戏……都是在上海诞生和传播的。有一个现象，现代地方剧很多不是当地产生的，是在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里生成的。比如越剧，不是在宁波而是在上海形成的。今天这些戏都消失了，因为方言多样性没有了。戏曲演出早期在福州路茶馆、戏园，后期转移到虹口的影院、剧场。为什么说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因为各地籍贯的市民分野鲜明，方言人口密集，文化认同多元，影院、剧场也集中在一起。日日夜夜地演出，一折一曲地学唱，就形成了上海的地方戏传统。如今，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连滑稽戏的方言基础也在流失，这就引起了文化传承问题。

　　一九八六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上海史研究倡导者唐振常先生提出“海纳百川”的说法，形容上海再一次“对外开放”，或即现在我们讲的“再全球化”。“再全球化”是加州大学华志健教授和我一起讨论提出来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外滩》和《大上海》都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市政府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标注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再后来，新一届市政府又延伸出“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现在所用的“十六字诀”。

　　

　　“海纳百川”出自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以为“海纳”是融会，“壁立”就是持守。上海既要以包容、接纳和融会来扩大自己的文化阵营，更要以梳理、持守来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两者不可偏废。上海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传统，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坚守自身，我们把它叫作“壁立千仞”，就像大山不被动摇，有尊严、有原则地传承下去。

　　

　　上海的开放是两面，一面是对世界的开放，一面是对内地的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上海要双循环，只讲内循环就不是“海派”了。上海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它要更加注重对外开放。你看外滩，整个外滩，北外滩、南外滩、东外滩，它的岸线都是到全世界去。外滩像敞开的双臂，是“海纳”；南京路和外滩垂直，沿南京西路——愚园路——虹桥路——三一八国道，一路往西，到江苏、浙江，通往“江南文化”腹地，把江、浙和内地的资源带到上海来，再输送到世界，反之亦然。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上海的族群关系模式，还是各界融合。海派文化的特点，不是对立，而是融合。一定要给“海派”作一个定义，我会说它是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吴越文化为基色，华夏文化做主体，吸纳东西方的文明，在近代商业社会下培育起来的、多元的城市文化”。“海派”没有出现在同属“江南文化”的苏州、杭州、扬州，或者南京，原因就是只有上海处理了“融会中外”的复杂而艰难的关系，形成模式。

　　

　　上海不但融会了英美商业文化，还消化了更加精致、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法国文化。上海的音专、美专，以及派生出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生活，开始是在虹口，后来就移到了更加适宜的法租界。法国、俄罗斯、犹太、奥匈、葡西籍的艺术家带出了一批华人艺术家，从任伯年到周湘、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都深受熏陶。法租界之外还有徐家汇土山湾，徐悲鸿称“土山湾乃西洋画之摇篮”，中国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雕塑、彩色玻璃最初都是从这里传授的。徐家汇土山湾不单单是海派文化的发源，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发源。所以徐家汇土山湾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源头，也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徐家汇的“摇篮”很多，天文台、气象台是一八七六年建的，中国和亚洲的第一座；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机构；博物馆也是最全国第一个，后来送给了震旦，变成了震旦博物馆，后加入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土山湾画馆

　　

　　“外滩源”和“徐家汇源”，一东一西，十多年前命名，体现了“海派文化”的融合能力。外滩源保存了公共租界的英美基督教文化，徐家汇源保存了欧陆天主教艺术，都被吸收到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协进会、青年会、浸会、广学会等总部大楼都在外滩源，它们支撑了上海出版、教育、新闻、医院、学校等，留下来的机构今天都在使用。徐家汇源的天文台、气象台、藏书楼、博物院、徐汇中学仍然重要。徐家汇还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一八九六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一九○三年的震旦学院，一九○五年的复旦公学，都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

　　

　　我们说“海纳百川”是包容和融会，“壁立千仞”是梳理和持守，那什么是“海派文化”应该持守的原则呢？一个文化总是会有自己的稳定的特征，以及可以持守的原则。什么是“海派”，什么是上海人？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了，但是有些特征还是可以梳理，可以解释。比如说方言，以前大家都说家乡的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广东话，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慢慢融合成上海话。伴随着语言、习俗、信仰的趋同，知识背景、历史事件、社会危机的共情，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出现。一种积极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可以帮助建立文化自豪感、维护文化传承，珍视生活，凝聚社区。上海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直是开放的，它不会形成保守的、排外的观念。开放的意识下的主体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徐家汇天文台，摄于20世纪初

　　

　　“海派文化”中哪些原则是需要持守的？人们甚至会问，上海的市民精神中是否还有一些积极原则，不是说海派就是小市民文化吗？我们当年选择用“海派”定义上海文化时，就不认为“海派文化”是小市民意识了。上海文化蛮大的，大城市、大工业、大历史，是“大市民”，是有现代底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上海市民的内底是法治的、现代的东西。我想把一九三三年讨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定义拿来说一下，当时工部局请了一位英国大法官费唐，他定义上海租界有四个原则（FourPrinciples），说的是自治（SelfGovernance）、法治（RulebyLaw）、自由（Freedom）和安全（Security）。法制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炼出来，写在城市原则里面。这样的市民精神，说小是小，说大是大，我认为上海是有“大市民”的。

　　

　　上海为什么在一百年中崛起？根本原因是现代市政制度。工部局、公董局、会审公廨、总商会、马路商会，这是一个系统。法治环境下，租界判案采用英美习惯法，华界虽然用内地律例，但也受了很多影响，做了不少改良。现代法律精神扩散到南市、闸北、江苏、浙江，整个江南文化也受到影响。法官和律师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已经融会到本土教育中了。东吴法学院在上海是不亚于交大、同济、圣约翰、震旦、复旦的一块招牌，一九四五年东京审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都依靠了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上海和江、浙，是香港之外最熟悉英美法的城市和地区，比较容易和国际事务接轨，市民精神中也有较多的习惯法意识，这是容易察觉的。

　　

　　还有很多的案例可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持守，有乐观，有悲观。外滩源和徐家汇源是成功案例，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更早进行保护的话，情况就会更好。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已经完工了，我也认为当初可以在杨树浦路、平凉路、扬子江路、黄浦路上保留更多的文化遗产。目前严峻的挑战是北外滩，那里可真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怎么传承海派？如何持守文化？巨大的城市更新运动面前，我们的文化如何重建？我们的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又如何优化？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总结一下，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大都会城市（sophisticatedmetropolitancity），既是五方杂处，又是华洋杂居；既有多元文化，又有普遍认同；既开放胸襟，又强调主体意识。上海文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从地方认同，慢慢扩展为全球认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既要讲自己的独有的文化价值，又要讲全球化的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上海的全球化是一种有地方特色、有本地限制的全球化，就是一直讲的“全球-地方文化”（GlocalCulture）；没错，“海派文化”曾经是，也应该是“海纳百川”，但放在今天“全球化”受挫，又要坚持的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同时用上林则徐这副著名对联中的下联，即还要有一种“壁立千仞”的态度，对全球化做出修订和补充。“壁立千仞”是一种有原则、有尊严、有态度、有选择的包容，目的是开展一种有效果的融合，形成良性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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