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拥有朝鲜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朝鲜共和国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颁发的“二级勋章”以及“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三等功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近20枚和一摞立功证书。

　　

　　他，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授予的“从事新中国文艺60年贡献奖”和南京军区授予的“精神文明标兵”称号……。

　　

　　面前这位戴着近视眼镜，穿件灰白格子衬衫，近乎全白的头发并没有特别打理的老人，就是这些闪闪发光的勋章和红红似火的立功证书的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从上甘岭硝烟中走来的著名军旅作家任红举老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今年已87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蔼然可亲的老人，与笔者娓娓谈起他约七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

　　

　　

　　在任老的记忆中，最难抹去的就是在和平年代亲身参与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场血与火的搏击，经受了人生中最残酷的生与死的考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出色地完成了创作任务。作为一名文艺兵他感到自豪：“文艺兵也是战士，是战士就要随时准备上战场，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什么地雷、炸弹、暗枪、被俘，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到。”

　　

　　任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成都人，重庆解放前夕，他跟随母亲来到重庆，就读于南温泉中学。重庆解放时他才16岁，刚升入高三班，看到解放军宣传队在号召年青人参军，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都涌跃报名，他和15岁的妹妹也报了名，因为普通话说得好，一报名就被批准了，母亲也很赞成他当兵。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后被分配到12军31师文工团当了文艺兵，随后部队就开拔到贵州参加剿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2军奉命“抗美援朝”，他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他亲身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特别是“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与敌人搏斗得惊心动魄。文工团的任务就是战地宣传鼓动，他说相声、说快板，主办“共青团壁报”，写文章、画画都是自己干。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也就是从“上甘岭战役”开始的，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整整待了两年半。

　　

　　1957年，他被调入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成为一名创作员。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歌舞团奉命到中印边境前线宣传演出，他被团里委任为“前站哨兵”，与一位警卫战士，驾驶一辆吉普车提前出发采访创作，在荒芜人烟的沙漠中行进，一个兵站接着一个兵站地日夜采访和写作，把写好的作品交给第二天赶到的200多人演出团队。有一次他独自走在去哨所采访的路上，遇到一头野狼拦路，他端着卡宾枪卧地与野狼对峙了一个多小时，才使野狼灰溜溜地离开。这一路他采访写作了20多天，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到最终召开战斗报告会时，部队领导竟然让他作报告，说他掌握的战况是全面和生动的。

　　

　　1979年，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歌舞团接到了总政的通知，命令任红举急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执行采访写作任务。他与作战部队一起反击到越南谅山市的同登，在半个多月的硝烟中顺利地完成了总政交给的写作任务。

　　

　　亲身在第一线经历了三场战役，使他的心身和意志得到了锤炼和考验，更使他深深地明白：“战士的天职就是保卫祖国！”祖国和人民授予他二级勋章，作为一名文艺兵，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是够高的了。所以他常对自己说：“不要在乎自己写了些什么，而是要在乎自己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是为庆祝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并组织创作和排演。在《东方红》创作期间，任老两次奉命进京参与歌词创作。

　　

　　第一次奉命进京参加《东方红》歌词创作的共有10个人，有光未然、贺敬之、郭小川、洪源、乔羽等，他也是其中之一，年龄最小只有28岁。任老记得当时领导布置的创作任务主要是写三首歌词，一是写井冈山人民子弟兵是如何拥护红军；二是写遵义会议；三是改写或重写《农友歌》。大伙写了一些歌词递交后，即奉命解散各自“打道回府”。

　　

　　任老回到歌舞团后就即刻下到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红旗号”上去体验生活了，大约半个月左右，当轮船驶到天津港时，天津港口接到了北京的电话：通知任红举马上赶到北京。到了北京，领导告诉他：这次就调你一个人来北京，任务是再为《东方红》创作两首歌词，一是反映井冈山的军民鱼水情，二是歌颂遵义会议。听了领导的交待后，任老是既不晕，也不乐，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宾馆里构思如何写作。他回忆起曾经在井冈山一个多月的参观采访细节，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在井冈山博物馆看到的那一双双草鞋，以及草鞋上紧系的一朵朵红球，灵感瞬间跳了出来：一双双草鞋体现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爱戴，一朵朵红球表白了井冈山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念：“麻窝草鞋红球安，送给我格红军穿，跟着毛泽东战斗在井冈山，红旗高举顶着天……双双草鞋送给红军穿，红球朵朵像火焰，照到哪里哪里红，星星之火能燎原。”据说歌词送到周总理手中，周总理看了后哈哈一笑：“拿去谱曲吧。”这就算通过了！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最危机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任老曾去遵义采访过，坐在莲花山上眺望过遵义城，他清晰地记得当地老人们的回忆：遵义会议开了3天，红军战士们就坐在这莲花山上，等待着会议的消息。夜幕下，星星在闪烁，弯弯的山路上，一簇簇火把微微晃动……。他一边回想着在遵义采访的情节，一边思考着怎样才能在短小的歌词中体现出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坐在书桌前他拿着笔想着、划着：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毛主席领导的一系列战斗场面一幕幕地跃然稿纸。思路清晰了，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出来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湘江岸，你燃起火炬冲天亮，号召工农闹革命。井冈山，你率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展满地红。抬头望见指路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瑞金城，你首创革命根据地，工农掌权好威风。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红军是你亲手创，战略是你亲手定，革命战士怀念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歌词呈送给周总理审阅，接连好几天都没有得到回音，任老的心里也很忐忑。一天下午，领导突然来到他的房间，高兴地说：“小任，今晚你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歌词总理通过了。”原来前几天周总理一直在忙于接待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

　　

　　通过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歌词创作，任老清醒地认识到：“在封闭的屋子里是写不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正因为曾经在井冈山和遵义做过细致的实地采访，接触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有着深刻的生活感受，所以才能很好地完成创作任务。”

　　

　　

　　在与任老的交谈中，他多次地提到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信念、生活、情感、技巧是一个文艺创作人员必备的、缺一不可的条件，否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深入生活，只有沉入到最基层，细心地透视和体验社情民意，注重反映生活的正能量，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特别是信念，是一名战士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的具体表现。一名文艺兵如果没有信念，就不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也就不会有创作的动力，更谈不上写出好作品。

　　

　　他回忆起在创作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与贺东久合作）时，首先就是信念为作品定下了主题。他是个体育爱好者，看电视时体育节目是他的首选。每当国际体育比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中国、中国”的欢呼声就会使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想以“中国，中国”作为歌词的起兴句，因为这首歌是为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创作的。但他又考虑世界上有没有以国名作为起兴句的国歌呢？他向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杨学荣干事借来了《世界各国国歌选》一书，纵览全书后竟然发现德国的国歌就是以“日耳曼、日耳曼”为开头的，这样就更坚定他以“中国、中国”作为歌词的起兴句。然而，既是写中国，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按常规的创作手法，起兴句一般都会从自然景色如“长江、黄河、泰山、长城”等入笔写起，而任老经过深思熟虑后，以“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中国，中国，沸腾的山河”、“中国，中国，不屈的山河”作为三段歌词的起兴句。特别是写“不屈的山河”时体会更深，他回忆起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武器不如西方，但硬是打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签下了停战协定，这就是“不屈的山河”真实写照。信念，给了他创作上的启迪，这首歌后被选为新国歌备选歌曲。

　　

　　人们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老也十分认同这一点。在歌舞团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到连队去体验生活，他感到只有生活才会提供无尽的创作素材，也只有生活方能激发起高昂的创作热情。他记得在创作大型歌舞《东海前哨之歌》前，就不断地深入到东海前线的岛屿去生活采风，和其他团员一起在东福山日夜打坑道、背粮背煤、踏险瞭望、放哨巡逻，连队和民兵组织成了他很熟悉的“家”，与连队干部和民兵英雄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给了丰盛的馈赠，情感催笔劲，文思如喷泉，从而使《东海前哨之歌》在第三届全军会演中取得很大成功。上海的《解放日报》文艺版全版刊出20余首歌词，这也是首见。

　　

　　《太湖美》的成功，更是生活给他的赐予。1978年夏天，前线歌舞团沿太湖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和采风，来到苏州吴中光福镇。这是一座嵌入太湖的半岛，湖岸线漫长，碧波如镜、鱼虾肥美，是太湖渔船的聚集之地。一天下午，任老坐着冲锋舟驶入太湖深处探景，阳光、蓝天、雪涛、烟浪，旖旎的太湖美景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在冲锋舟上一蹴而就地写出了歌词。太湖归来，他兴奋地把歌词向作曲家龙飞“炫耀”。没想到龙飞一见歌词就激动起来，等不及誊清，拿着他的记录本就走了。十几分钟过后，龙飞捧来曲谱，任老一听，高兴地对龙飞说：“就是这个调！优美、婉转、清丽、流畅，具有典型的水乡特色。”此歌一经唱出就成了新时期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歌曲。任老风趣地说，现在算算，这个作品国内大奖就拿了几十个，有些国家还把它作为迎接我国领导人到访的迎宾曲呢。2002年《太湖美》被定为无锡市市歌，今年年初，又被评为“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之一。

　　

　　“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没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没有新鲜的创作视角，就不要去凑这份热闹，硬写出来的东西，读者看了也会骂你。”这是任老几十年来从事创作的切身体会。他介绍说，大型歌舞《椰林怒火》是受周总理委托，深入到越南的北方和南方游击区生活采风后才问世的；大型歌剧《矿山烈火》是在淮南煤矿下矿井、走巷道、睡地板、采访老矿工后写出的；组歌《金色的新疆》是在漫天风沙中啃硬馕、喝冷水、顶住“恐怖分子”用刀割破车胎等威胁，在南北疆奔走了3个多月后创作成功的；他还举例：没有滂沱大雨中肩扛沙袋、脚陷泥沼与战士们共同抗击洪灾的经历，是写不出组歌《战洪水》的；没有与击剑女侠栾菊杰深刻的促膝交谈，是写不出组歌《剑出鞘》……等等。由此可见，如果缺少这种长时间、深层次、接地气的生活体验或面对面的真诚交谈采访，任老能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的作品吗？

　　

　　除上述音乐作品外，任老还创作有长篇小说《血谷》、电影文学剧本《禁区内的搏杀》、电视剧《血染的脚印》、《神弓刘》(均已录制播出)、歌剧《换房》、《大搬家》、连环画脚本《巧砸葫芦瓢》，还出版了诗词集《枪带上的花瓣》、诗集《烽火中的花蕾》、曲艺集《一个抓九个》等，这些作品都是在他长期深入生活中，汲取了生活中丰富的养料所创作成功的。

　　

　　有缘申城，多次参与重大的创作活动

　　

　　作为部队的一名创作员，任老为地方上也写下了许多好作品。如上海的一些重大文艺活动中，常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为上海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如他创作的大型歌舞《椰林怒火》，在上海文化广场就连续上演了3个月，京歌《八仙过海》，由上海京剧院演出后也很受欢迎。上海以前开展的“星期六广播音乐会”，就经常约他一起参加商讨和策划。1997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任老不仅担任了总策划，还为开幕式的演出写了4首歌词。

　　

　　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那场音乐会的演出，当时上海的一位市领导邀请他一起参加创作，正好他手中刚写好一部与上海解放有关的交响合唱作品《拂晓之光》，就欣然应允了。音乐会由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任总策划，任老在对作品进行修改时，就邀请了陈昊苏先生一起润色。这首作品共有九个乐章，分别为“战斗黎明”、“五月的花”、“胜利腰鼓”、“告慰忠魂”、“扁担情深”、“玉兰盛开”、“将帅之歌”、“高搭彩门”、“新天新地”。其中第七乐章“将帅之歌”和最后一章“新天新地”，是他与陈昊苏先生共同创作的。虽然整个作品的创意是要反映出解放上海的这场战役，但在创作时，任老既没有用浓浓的战火硝烟来展示，也没有用流血牺牲的场面来体现，而是选择上海拂晓时分、黎明之际的解放时刻，从渴求解放的人民、奋勇作战的战士、戎马征战的将帅之视角入手，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欢庆胜利、缅怀先烈、拥军爱民、畅想未来的惊喜、欢欣和豪情的精神风貌。在作曲家叶国辉教授精心奉献的旋律中，使九个乐章浑然一体，在乐曲和歌声中放飞出厚重的历史和现实交融的文化内涵。这一作品的成功演出，不禁受到了上海广大观众的喜爱，也使陈昊苏先生激动不已。据说演出后的当天晚上，陈昊苏先生独自在外滩的陈毅市长铜像前静坐到天明，深深地缅怀自己的父亲。在陈昊苏离开上海时，给任老留下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这个作品的喜爱和对任老的感谢之情。

　　

　　走出了任红举老人的寓所，笔者的眼前，还时时呈现出那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勋章和一册册红红如火的证书而挥之不去：这仅仅是任老一生从事文艺创作而集聚的丰收成果的写照吗？不！笔者的感悟是：这更是他从上甘岭走来后，勤奋跋涉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而留下的一个个闪光的、并带有一串串生动故事的深深足迹。

责任编辑：杨博       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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