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第二届长宁区虹桥国际社区治理论坛在虹桥街道举行，会上发布了《虹桥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2.0》，并成立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成为上海首个聚焦国际社区治理的民间研究机构。

　　

　　从古北国际社区荣华居委会的“融”工作法，到设立在古北市民中心的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个国际居民占比过半、宛如“小小联合国”的社区，正逐步实现从形态到功能的转型升级，以及从人口国际化向街区国际化、功能国际化的转变。

　　

　　“社区治理”也能开研究院？

　　论坛举行的当日上午，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首次理事会在古北市民中心召开。而就在理事们紧张开会之时，不少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正惬意地坐在中心三楼的“融情古北天空书苑”，两位“小居民”还在父母的指导下使用自助借阅机，借走了一本老上海图片集。

　　

　　坐落于上海西侧的古北国际社区，是国内最早的大型国际社区之一，于1986年开发建设，历时25年分三期完成。如今，古北2.0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来自美、日、韩、英、法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居民，占比已达居民总数的51%。与此同时，社区中包含了42个居民小区，涉及37个业委会、27个物业公司，治理网络复杂，物业矛盾多发。如何管理好这个居民结构多元化、境外人士密集度高的“小联合国”，多年来虹桥街道都在不断探索更新治理方法。

　　

　　古北市民中心“融情古北·天空书苑”   

　　

　　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将夯实党组织领导下的“四位一体”机制和做到“三个必开”，作为持续巩固社区治理基石的两大“法宝”。“每季度必开，业委会换届前必开、小区出现热点问题必开，维修基金使用、物业费调价、业委会换届这些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是靠‘开会’解决的。”

　　

　　尤其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初期，包括华丽家族、古北国际花园、金色贝拉维等小区，都依靠居民和“三驾马车”“开会”，自主协商出每个小区的四分类模式，小区的党员骨干、全职太太、租户、外籍居民和意见人士等“五类居民”都来到位于古北市民中心的市民议事厅各抒己见，古北国际社区也成为上海最早推行垃圾分类的大型社区之一。此外，作为全国人大首个设立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位于古北市民中心的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居民意见建议上传下达、社会基层参与全国人大立法的重要通道。

　　

　　社会组织“社邻家”参与了包括“虹·空间”在内上海多个区的党群服务站点建设。在创始人闫加伟看来，古北国际社区的治理经验有着非常宝贵的特点。“国内许多地方的国际社区都面临‘有小区、无社区’的治理困难，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跨文化交流水平也层次不齐，社工不知道如何处理境外居民的事务，专业组织也难渗透。”但古北国际社区却一步步克服了这些难点。“这里的小区、楼组、服务区、议事区都实现了双语标识和多语种服务，社区的‘全岗通300问’也有多语种版本，外籍居民马上能‘看得懂、用得来’。”

　　

　　设立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正是为了总结以古北国际社区为代表的治理经验，同时研发相关培训课程，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国际社区培养专业人才、制定治理规范。研究院理事长、上海社工协会会长范斌介绍，研究院还将打造国际社区治理论坛品牌和跨界沙龙，搭建各相关行业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平台。

　　

　　“大家有一个误解，其实居民区并不等同于社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社区治理，首先要分清“居民区”和“社区”的差别：前者只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后者则包含了商业体、居住区、公共活动、服务资源、公共交通等多种元素。好的社区具有充分的延展性、包容性，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共同体。

　　

　　古北市民中心老年助餐点，非服务时段这里也是居民休闲的咖啡吧

　　

　　但他也指出，国内的社区建设已经意识到商业体、交通的重要性，但具有交互性、沟通性的公共空间仍旧不足。“即便是上海，仍需要更多的‘古北市民中心’出现。”与人们传统概念中只有“阿姨妈妈”们参与社区治理不同，如今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已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种机构，其中社会组织还有公益互助会、宠物管理团队、景观营造社团等多种分类，一个全新的、复杂的但也生机勃勃的新领域正重塑着社区治理的体系。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宽平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社区是中国社区治理中较新的议题，很多城市复制了海外的社区建设经验，但上海却面临着更多的“洋居民”，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从文化交流、服务规范上跟进一步。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并非只顾着“越细越好”，而是要以顶层设计为导向，逐层递进推进社区治理。

　　

　　因此，新发布的《虹桥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2.0》就在“1.0版”的导向基础上增加了可操作性，将治理指标分为三个级别。其中，范围最广的一级指标包括社区安全、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融合以及组织保障和治理成效，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细化程度依次递进。如，“社区安全”下属的二级指标包括政治安全、生活安全、治安安全和防灾减灾，“发挥全国人大基层立法点优势”“发挥社会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优势”等就作为“政治安全”的第三级指标被纳入了体系建设。

　　

　　记者还注意到，2.0版的指标体系还从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两个维度，对居民、白领们的应尽义务和享有的权益进行了逐层标识。如，社区环境指标中的“环境营造”对居民停车、文明养宠、保护绿化、参与社区活动次数进行了明确，“垃圾分类”二级指标则对社区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进行了规范，要求每个小区、商务楼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国际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四分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交付点的设置也都进行了约束。

　　

　　“无论是制定标准还是做出决定，一定要有社区居民广泛和充分的参与。” 范斌告诉记者，指标“2.0版”就是居民多方参与下诞生的“作品”，因此即便指标面向国内外居民，仍旧体现了鲜明的“在地性”。“古北国际社区不是‘日本社区’或‘韩国社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社区，只是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内涵。”

　　

　　虹SPACE党群服务站

　　

　　范斌介绍，虽然指标的制定也参考了诸多“他山之石”，但诸如“社区管理”等内核指标，仍旧是一颗“中国心”。因此，“社区管理”指标中对居委会建设提出大量要求。比如，古北国际社区的居委会建设要形成“一核、两委、三站、四平台”的架构，以居民区党总支为核心，荣华居委、古北国际社区建设促进委员会为组织枢纽，水城南路、伊犁南路、古北路等3个社区工作站为执行点，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古北市民议事厅、业委会主任沙龙、物业经理联席会议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上述架构才算一个完整的“居委会体系”。

　　

　　刘建军表示，正如产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行业规范，社区也应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让居民和各社区主体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可为，在章法之下自由行事、各抒己见，才能真正建里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论坛仪式现场，古北社区黄金城道步行街还成立了街区治理共同体，由虹桥街道牵头，黄金城道步行街沿线6个小区业委会、200余户商家、古北集团等共同建设和治理，将对公共设施维护、垃圾分类投放、非机动车通行、文明养宠、公共活动秩序等五大社区治理难点制定街坊管理规约，提升街区一体化治理水平。

　　

　　“一个人是一个原子，社会组织、街区共同体却像化合物……现在，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化合物的出现。”刘建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