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战国时期邹城（今山东邹城市）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孟子[3]  （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